转眼到了1959年。这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这一年里，梅兰芳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公演了他解放后的首部大戏《穆桂英挂帅》。自抗战初期梅兰芳编排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之后，二十多年来，他再也没有一部新戏问世。除了抗战八年暂别舞台和解放前三年政局混乱外，解放后的十年间，他也未能拿出新戏，这不能不令人遗憾。要论原因，不是他不想，而是实属无奈。这是时代所致，梅兰芳迫不得已。
当新中国迎来十周岁生日时，戏曲界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竞排新戏作为献礼，有历史戏也有现代剧，一派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灿烂景象。梅兰芳也顺理成章地有了创排新戏的理由。然而，经过近十年的政治磨砺，他已不再对政治完全茫然无知，他很清醒地认识到，此次创排新戏与从前是不同的。作为献给祖国的寿礼，也作为庆贺他入党，这部新戏要反映出他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由衷热爱的心声。因此，早已摆在他案头的《龙女牧羊》，就不是最合适的了。在颇费了一番踌躇后，他选中了《穆桂英挂帅》。“穆桂英”这个角色及其“我不挂帅谁挂帅，我领兵谁领兵”的豪气正能体现梅兰芳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奋斗精神。
当然，抛开政治性不谈，在艺术上，《穆桂英挂帅》这出戏不仅称得上是梅兰芳老年的代表作，更是他的经典之作。也许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发自肺腑的热爱，也许是他穷尽毕生对艺术的感悟和体验，也许是积聚在心中的能量的总爆发。总之，这出戏展示了他的全部艺术才华，也是他舞台生活50年的集中体现。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1961年8月8月凌晨4点45分，梅兰芳因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并发急性左心衰竭，遽然而逝。仅仅在前一天的晚上，他的精神状况似乎不错，还笑着安慰夫人福芝芳：“这几天我已好多了，你也不要太操心了，你有高血压病，不要来得太早，要在家多休息，要多保重身体。”然后，他让长子葆琛送母亲到病房对面的休息室去休息。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随后他便沉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享年67岁。
《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均在头版发表了大幅讣告，并刊登了由周恩来等六十多人组成的由陈毅担任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国家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一噩耗。国内外的唁电多达近三百封，除了国内的，还有来自苏联、越南、德国等数十个国家。郭沫若、田汉、萧三、邓拓、陈叔通、叶恭绰、王昆仑等更赋诗作词，痛悼一代艺术大师。
8月10日上午，北京各界两千余人在首都剧场举行了隆重的梅兰芳追悼大会，由陈毅副总理主持，他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梅兰芳的亲属表示慰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致悼词，高度称颂梅兰芳光辉的一生。参加追悼会的除了中央和北京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周扬、夏衍、林默涵等外，还有苏联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正在北京访问的一些国际友人。
据胡适日记记载，台湾的报纸转发了日本电讯，他由此得知梅兰芳去世。就连台湾都刊发了消息，可以想见，在香港的孟小冬也一定获悉了实情。不知她当时的真实心理。也许，她会默默地感叹一句：“只是一切都过去了。”
六年后，即1967年，一个意外，孟小冬和早就迁居台湾的姚玉兰取得了联系。当时，有个人劝孟小冬投资做点小生意，孟小冬拒绝了。后来，她听说此人即将赴台湾，准备找姚玉兰投资。她赶紧给姚玉兰打了电话，让她提高警惕以免上当受骗。就这样，这对因为共同拥有一个男人而断交数载的结拜姐妹重修旧好。在姚玉兰的多次劝说下，孟小冬于这年的9月11日登上太古公司的“四川”号轮船离开生活了18年的香港，奔赴台湾。
在台湾台北，孟小冬生活了十年。在这十年里，她的生活主要由姚玉兰、杜美霞母女照顾。一切都过去了，姚玉兰对孟小冬早就无所怨恨。两人都步入老年，有了相依相靠的归宿感。虽然孟小冬独居信义路上的一个公寓，但几乎天天和姚、杜见面。她俩几乎天天到孟寓，杜美霞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姚玉兰陪她聊天。后来，孟小冬由衷地对人说：“真奇怪，她来这儿一坐，我就觉得很定心，她要是有一天不来，我就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了。”
除了和姚玉兰聊天，孟小冬的日常生活主要是授徒、打麻将。一个人的时候，她临写“孟法师碑”、刻图章、打太极拳、捻佛珠、诵经文、养狗、看电视。每年，她都要到法华寺执香拜佛。其实，她更多的时候是被病魔折磨。她有胃病，有哮喘，年事愈高，身体愈差。她的弟子李嘉有说过一句话，很能概括她最后十年的台北生活：“十年台北，多半病中。”
1976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是孟小冬虚龄七十。她的友人和弟子们为她做了寿，活动持续了两天。前一天，在她的家里，摆了两桌酒席。然后，在杜美霞的陪伴下，她又去法华寺诵经。这是她每年生日那天必做的“功课”。第二天，在金山街金山航业公司招待所举办了正式的寿礼。其间，孟小冬和弟子钱培荣合作了一段《定军山》，和曲艺演员朱培声和张宜宜合作了一段上海滑稽戏。看的出来，她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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