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因为又劳累，又兴奋，寿礼过后，她患了感冒，加剧了哮喘病。她一向不愿意进医院。于是，医生被请到了家里，他建议她尽快住院。她没有答应，只说了一句：“你们等我决定，听我的信儿。”姚玉兰、杜美霞也都劝她。她烦了，说：“你们谈点别的好不好？不如看电视吧。”见此，大家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5月，她的肺部有了积水现象。她还是不听劝，坚持不住院。25日，她哮喘大发作，竟致昏迷。就这样，她被强行送进了医院。虽经全力抢救，她仍昏迷不醒。第二天晚上，她以肺气肿心脏病并发症，在台北忠孝东路中心诊所去世。
在病发前，她或许已经有了预感，嘱咐友人将她生前所录唱片和音带全部烧毁。这可以理解为她一贯的行事作风——无意让后人将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也可以理解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声音留在人间——她厌恶这个世界。
两个星期后，在台北的市立殡仪馆，杜府为孟小冬举办了丧礼。众多社会名流，如严家淦、张岳军、陈立夫、黄少谷、张大千等赠送了挽联，给以“艺苑扬芬”、“绝艺贞忱”、“菊坛遗爱”等评价。
梅兰芳去世后，夫人福芝芳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火化只能土葬”。为此，周恩来建议将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口楠木棺材作价4千元卖给福芝芳。这口棺材原本是给孙中山预备的，因为孙中山去世后用的是苏联送来的一口水晶棺材，所以它就一直闲置着。于是有人说：“梅先生在世时当领袖（他有‘伶界大王’之称），去世后睡的是皇帝的棺木（孙中山曾位居大总统）。”
在他去世前几年，梅兰芳就和夫人福芝芳商量好百年后要葬在香山碧云寺的万花山，那儿已经长眠着他的前夫人王明华。如今，他去了。福芝芳按照他生前遗愿，嘱咐孩子们将他安葬在万花山。王明华的棺木在他墓穴的右侧，左侧是福芝芳的寿穴。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准备为梅兰芳修建墓地，梅兰芳的长子梅葆琛参加设计制图。然而，未及正式施工，“文革”开始了，修墓一事暂时搁浅。“文革”期间，当造反派、红卫兵扛着工具冲向万花山试图挖掘梅兰芳的坟时，却因为墓前尚未立碑始终找不到坟的准确位置而无奈作罢。直到1983年，梅葆琛关于修缮梅兰芳墓的报告得以批准。墓地最终采用的是梅葆琛的设计：“汉白玉墓碑高2.5米，宽1米，被镶嵌在墓后的虎皮石弓形围墙的中间，在墓碑前正中间安置长方形花岗石墓头，四周是一朵四瓣花形的梅花。”这朵四瓣花形的梅花极具象征意义，象征着“梅氏兄妹四人，一人一边陪伴在父亲的身后。”（梅葆琛语）
孟小冬一生信佛。尽管她很迷信，忌讳说“死”，但她早就安排了自己的最终属地——佛教公墓。她曾悄悄地托友人陆京士代为物色墓地。陆京士找来找去，找到台北县树林镇山佳佛教公墓。这块墓地的原主人因为移民美国而急于转手。陆京士获悉后，赶紧告诉孟小冬。孟小冬随即将墓地买了下来，然后请人设计墓园。设计图画了两稿，她一直不满意。5月24日，也就是她发病前一天、她去世前两天，她才终于认可了设计图。公祭过后，孟小冬的灵柩被送往墓地。墓碑上的“杜母孟太夫人墓”由张大千题写。
从此，梅兰芳和孟小冬，一个长眠于大陆，一个沉睡于台湾。生前，他俩始终回避着对方；死后，一道海峡将他俩永远隔开。也许，这符合他俩的心愿。恩已断义已绝，那情，也早已消失。
真的一切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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