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前的沙皇一样，彼得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保护它，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他十分迷恋英国的造船技术，但对英国的议会制度却不感兴趣；他对路德教并不关心，但他却学习和仿效了瑞典教会的管理制度。他大量引进西方技术，狂热地建立工厂，如果在西方先进国家，这将意味着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但在俄国，彼得却把城郊的农民弄到工厂去，使他们成为农奴工人。这个时期，俄国还出现了被强制为国家服役的工厂主。
彼得一世是以东方式的手段来力图使俄国西方化的，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正如他在l723 年回顾自己的事业时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强迫作成的。”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由于这一原因，他的改革对俄国的发展产生了互相矛盾的双重作用，即贵族的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欧化和劳动群众处境的恶化。
由于军事改革，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有了改善。彼得时期，对贵族服役的报酬形式已不再是封地，而改为货币薪金。虽然继续向贵族赏赐土地，但这已不再是使贵族服役的手段而只是对服役的奖励；贵族得到这些土地也不再是暂时的，而是作为私产。1714 年的长子继承法规定，军功领地和世袭领地统称为不动产，成为世袭地产。此举完成了17 世纪开始的军功领地和世袭领地融合的过程。贵族从原先以服役为条件占有土地而变为土地的主人，其作用也开始类同于西欧封建国家中的贵族。虽然他们还没有获得“自由”，但成为其不动产的土地至少为“自由”奠定了经济基础。
改革使贵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开始更广泛、更直接地模仿欧洲的上流社会。彼得兴办的各类学校、各种专业都以西欧为榜样，教育思想、教育内容乃至教师也基本上是从西欧引进的，这使得贵族——教育的主要受惠者——迅速欧化，上层阶级与下层人民在文化上的差距扩大。
在彼得一世力图使俄国欧化的同时，他继承和强化了传统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不可能、也决不会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相反，完全是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来实行改革的。俄国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彼得的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仅仅是为了建造欧式的新都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没膝的沼泽中用原始的工具劳动，成千上万的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死去，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来顶替。农民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古代东方专制国家中被奴役的下层阶级。政府颁布的关于缉捕、遣返逃亡农民，由地主负责督促农民缴纳人头税等法令，为18世纪中期农奴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可见，尽管彼得的改革使俄国生活的表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俄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仍然朝着原来的方向发展；尽管贵族的生活方式欧化了，但传统文化继续影响着90％以上的居民。
在俄国欧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平行的反方向运动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直到19 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
启蒙思想的传播
还在l7 世纪前半期，伴随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一股与反封建斗争密切联系的进步思想潮流就在英国兴趣，到18 世纪初，这股潮流已发展为席卷西欧的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宗教黑暗势力，宣扬无神论；争取政治自由和公民平等，希望建立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理性王国”；主张科学应脱离神学而为改善人类处境服务，认为传播知识是创造新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启蒙运动的浪潮很快越过易北河．波及东欧和俄罗斯。彼得一世的改革为俄罗斯打开了面向西方的门户，同西方交往的扩大为启蒙文化东渐俄罗斯创造了条件。18 世纪上半期，俄国涌现了—批西方新思想的鼓吹者。
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是彼得一世时代俄国最有学识的人之—。他出身于基辅一个小商人家庭，在结束基辅神学院的学业后曾到罗马深造。当他在1704年返回俄国时，不但带回了霍布斯、培根等西方著名学者的著作，还带回了西方社会新的精神。他认为，国家具有非宗教的性质，它应以人民的意志作为存在的基础；国家政权是从社会契约中诞生的，而这种契约又是以天赋理性为原则的。他主张通过开明的专制制度去实现“公共幸福”，并且认为彼得一世的统治就是这样的政权。他虽然担任高级神职，但视教育为社会进步的根源，热衷于普及非宗教的教育和传播非宗教的知识。
彼得一世的时代还造就了像瓦·尼·塔季谢夫这样的既是科学家又是思想家的人物。塔季谢夫当过矿业工程师、炼矿厂厂长、炮兵专家和行政官员，同时对地理、历史、哲学等也很有研究。他熟知西方哲学，对洛克、笛卡尔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十分了解。他从“天赋的理性”出发，阐述了人身自由的价值：“自由当然对人是如此必要和有用，以至无论哪一种幸福都不能与它比较．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和它相配。”他也认为国家是契约的结果，主张君主要像家长一样为大家谋取利益和安宁，臣民则应保持对君主的忠实和顺从。同当时许多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贵族一样，他认为开明君主制度最适合：于俄国。作为启蒙思想家，塔季谢夫特别强调教会的压迫和宗教的纠纷对普及教育的危害，并对阻碍文化发展的宗教裁判进行了强烈谴责。他提出，科学需要自由，而整个国家及其各个阶层都需要科学，教育的方向应该从神学和经院哲学转到非宗教的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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