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1815年的战争结束之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各种工厂纷纷涌现。到1825年，俄国已有手工工场5261个，工人达21 万余人，其中自由劳动力已增至一半以上。商业也出现了繁荣景象，粮食出口在1821—1825年间平均每年达106 万普特。彼得堡修筑丁漂亮的花岗岩码头，奥德萨也成了自由港。时代前进的步伐震动着俄罗斯，资本主义因素日益渗入农奴制经济内部，使这种野蛮、落后的经济制度渐趋衰落。
伴随着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西方正统的资产阶级文化——自由主义——对俄国的冲击出现了高潮。
1812年开始的反拿破仑战争激起了俄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在有教养的人们中，产生了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尤其是其中的英雄篇章的强烈兴趣。许多人到处搜集古籍和手稿，尽管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有些地主在自己的领地上大搞考古发掘，原因只是听说这里曾有过一个斯拉夫城镇或进行过一场著名的战役。爱国主义的高涨，必然导致进步的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和祖国前途的关心。面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现实，知识界的思想十分活跃，作家和诗人们经常聚会，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的青年群体。那些年出版的《祖国之子》、《涅瓦观察家》等杂志和《记忆女神》、《俄国往事》等丛书成为人们以伊索寓言式的文章宣传自由、平等，揭露专制政权的警察统治和贵族地主的专横暴虐的论坛。阿·彼·库尼岑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更是尖锐地抨击了现存制度，宣扬天赋的人类平等权利，鼓吹共和政体和民主自由。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成长起来的。
对于少数亲身经历了反拿破仑战争的贵族青年来说，爱国主义是必须同为祖国和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远征欧洲期间，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正处于资产阶级思想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巩固时期的新世界。他们直接感受到了西欧各国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并有机会接触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说。拿破仑虽然被打败了，但拿破仑所代表的那种制度却征服了俄国先进贵族青年的心。
一位名叫冯·威森的军官说：“通过与法国自由派接触，我国的军官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开始热衷于代议制机构。现在，他们因自己的国家仍处于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而羞愧难堪。俄国解放了欧洲，但难道这仅仅是为了在本国保留农奴制吗?”雅库什金写道：“回国后看到农奴制、人民的贫困和对自由派的迫害，心情特别沉重。”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并没有因为战争的胜利而结束。志同道合的军官们聚集在一起，议论着如何继续为祖国服务，为改造社会、建立一种新的文明而斗争。1821 年，禁卫军司令瓦西里契科夫向特级公爵沃尔康斯基报告说：“您不了解自由思想在我们之中传播的广度。请不要用‘让他们住口！’这句令人沮丧的话回答我。议论者人数太多，无法强迫他们沉默。革命已经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
在军官们的秘密组织中，酝酿着俄国改造的纲领，其基本要求是废除专制制度、实现政治自由。
彼斯特里起草的《俄罗斯法典》宣称，俄罗斯将成为民主共和国，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全部属于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人民大会将是行使立法权的一院制议会，由它选出的5 人最高杜马行使行政权，共和国总统从最高杜马成员中产生。年满18 岁的男性公民不受财产限制，享有平等权利；所有人都有信仰、言论、出版、迁徙等自由。尼·穆拉维约夫起草了一个君主立宪的方案，它为沙皇保留了行政权，但立法权属于分为上下两院的议会。它也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享有自由和权利，但选举权受财产资格限制。准备在起义时公布的《告俄国人民书》更具体地提出了政治目标：“一、废除旧政府；二、成立临时政府，直到建立选举产生的正式政府为止；三、出版自由，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四、任何宗教信仰都有举行仪式的自由；五、废除对人身的所有权；六、各等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这三个主要文件基本上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观点。虽然他们在有关未来国家制度的方案上有激进和温和之分，但在总的原则上是一致的，即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农奴制专制的俄国。
在经济问题上，十二月党人没有形成系统的纲领，但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设想。
彼斯特里在写于1819—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原理》一书中，主张以资本主义原则来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使农奴通过某种中间阶段成为自由的农场主。在《俄罗斯法典》中，他更明确地指出，使国民财富增长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予自由。1819 年，尼·屠格涅夫出版了专著《税收理论探讨》。他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经济自由应同政治自由一起成为社会制度的基础。他指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是“与欧洲各国人民的立宪自由同时产生，与这种自由不可分离的”。他和彼斯特里、别斯图热夫等人一样，把经济自由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政治问题，强调人身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是新秩序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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