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 年，在第15 期《望远镜》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致某女士哲学书简(之一)》的文章，作者是彼·雅·恰达耶夫。恰达耶夫出身贵族，曾是骑兵军官，参加过1812 年的卫国战争，1821 年加入了十二月党人的秘密组织“北方协会”。十二月党人起义时，他正在国外。1826 年返回俄国后，潜心研究哲学，曾受天主教的天命论及社会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哲学书简(之一)》中，恰达耶夫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现存制度的野蛮、迷信和残酷的奴役性，他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涅克罗波利斯”，以此隐喻农奴制专制统治下的黑暗的俄国。他指出，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生活中的可耻污点，是国家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他以悲凉的笔调表达了对于俄国落后的感慨，他诅咒俄国的历史和传统，同时也发出了“高贵的失望的呐喊”，因为他从俄国历史中发现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使他不能用自己从西方接受的思想来为俄国的未来发展找到方向和前途。
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历史传统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他认为，俄国一切不幸的原因首先在于东正教的兴盛，它对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在俄国有记载的历史中，没有什么高尚的、令人鼓舞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这个民族有过一个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充满生气勃勃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没有生气和活力，我们的社会生活只是由于受凌辱才会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能安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动人的回想，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永恒的教益。”他甚至刻薄地、发泄式地宣称：“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只有我们对世界毫无贡献，也只有我们未能从这个世界学到什么……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未贡献过什么，而一直在玷污它。”他甚至认为，俄国没有未来，正如它没有过去一样。
恰达耶夫写道：“在奴隶这个词中包含着多少内容、多少恐怖啊!这是一条将使我们毁灭而无法摆脱的死路。这是一个我们都将碰死在它身上的现实。这使我们所作出的最高尚的努力和表现的最慷慨的热情最终都是徒劳的。这使我们的精神处于麻痹状态，使我们的一切善行都遭到玷污。”恰达耶夫的这些愤愤之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欧化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悲剧。恰达耶夫信奉天主教，强调宗教和教会在历史中的作用，相信天命。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道路，引导人类通向理想境界，但他甚至无法超越俄国的历史和现实。恰达耶夫的文章发表后，《望远镜》杂志立即被封闭。尼古拉一世把恰达耶夫称为疯子，下令禁止他离开住所，并为他提供免费的“治疗”。针对上流社会一些虚伪的“爱国主义者”的攻击，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坦率地表示：“确实，我憎恨那种使人把一切都看成玫瑰色、使人沉湎于空想之中的悠闲的爱国主义、懈情的爱国主义。遗憾的是，我们中有许多聪明人正受这种爱国主义的毒害。”“我没有学会用闭上了的眼睛、低垂的头和封住的嘴巴去爱自己的祖国。”
在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恰达耶夫的文章犹如“黑夜中的枪声”，震动了俄国思想界。当时正在流放地的赫尔岑在读到第一封信后，被它激起了长久的痛苦和沉思。他认为，恰达耶夫的结论是经不住推敲的，但这对文章本身并不重要，文章的意义在于它表达的愤懑感情动人心魄，使人们的精神受到长久的、深刻的影响。人们责备作者的严酷，但正是这种严酷是他最大的功绩。恰达耶夫关于俄国历史的看法，成为30 年代后期到40 年代后期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的直接起因。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30 年代，那些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俄国人开始探索和研究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试图从中找到未来的方向。恰达耶夫的文章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并使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两大流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莫斯科大学的师生和几乎整个莫斯科知识阶层都被卷入了这场争论。在指定的日子里，论战双方聚集在朋友的客厅里，通宵达旦地展开辩论。当时的莫斯科有许多这样的沙龙，在这里，俄国思想界最博学、最杰出的代表经常面对面地交锋。后来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要理论家的鲍·齐切林”回忆说，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被一种思想所吸引，被一种人类最高尚的动机所掌握，并产生了参加这个精神运动的强烈愿望。
论战的焦点从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斯拉夫派坚信俄罗斯民族精神将决定俄罗斯的前途，而西方派则认为应该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路。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有阿·斯·霍米亚科夫、尤·费·萨马林、阿·伊·科谢列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和阿克萨科夫兄弟。他们常在沙龙中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但也利用朋友之间的通信发挥自己的理论，还在波戈金主办的《莫斯科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斯拉夫派作为俄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流派，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和纲领。伊凡·基列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们自称斯拉夫主义者，但每个人对这个词有着不同的解释。第一种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只表现为语言和统一的民族；第二种人把它理解为西方派的对立物；第三种人认为是对民族性的追求；第四种人把它当作对东正教的追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当的，并且排斥任何源自其他原则的东西。”对于这种情况，别林斯基在1847 年抱怨说：“迄今为止，他们没有一人愿意花点精力阐述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则，以便让人们了解这种学说同已知的许多观点是如何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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