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大量进城做工的农民和四处漂泊的流浪工人甚至无法找到过得去的栖身之所，常常露宿于街头、河岸，或像动物一样挤在肮脏的集体宿舍或贫民区出租的陋屋里面，但他们也是人，也有人的一切需求，而他们对异性的要求只能通过堕落的方式来实现。
在上层社会，大多数人对于诸如男人拥有情妇这类的事情感到平淡无奇，习以为常，有些人更是纵情声色，耽于淫乐。但在受过教育的人中也提倡妇女的贞洁，认为放荡的女人是社会腐化堕落的根源，年轻的未婚姑娘在那种蔑视堕落妇女的感情熏陶下保持着贞洁，人们甚至经常禁止她们考虑她们将会有孩子。在上层社会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俄国的劳动阶级对两性关系的道德是漠不关心的。人们经常会用极其冷漠、近乎残忍的态度，面带嘲讽的笑容谈论那些以堕落来为自己获得某些物质利益的劳动妇女。
然而，只要在勉强能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劳动人民在两性关系上的道德观念是比较严格的。当时，在那些家境尚可的城市居民中或在彼得堡省这类较为先进的农村地区，与丧失贞操的姑娘结婚被认为是不幸的和屈辱的，没结婚先有了孩子的姑娘变得难以找到丈夫，只有那些失去了任何出嫁希望的女性才可能不那么看重自己的名誉。在俄国的工业省份，女工们已经开始把贞洁作为值得骄傲的品质。她们高傲地俯视那些用牺牲自己的肉体来换取一双鞋子、3 个戈比、有时甚至是一小块面包的妇女。她们认为漂亮的服装与贞洁的结合是妇女的美德，甘愿为得到丝绸服装而在忍受饥饿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贞洁。如果碰到有一个女工热衷于轻浮的玩乐和戏耍，大多数女工会出于礼貌而避开，但她们会为摆脱这类诱惑而感到喜悦。在大城市的男工中，对待异性的态度逐渐文明起来，他们不再那样粗鲁和生硬，而力图以自己的殷勤礼貌来争取异性的好感。
在那种男人和妇女一起干活的工厂里，或妇女挣钱很多的工业地区，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工人社会。在这个范围内，男女之间有“某种温厚、某种优雅的无忧无虑的关系”，就好像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朗瑞的理想正在实现。这里似乎不知醋意为何物，两性关系依双方自愿而自然地存在，并被赋予一种轻松的色彩。
在知识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1877年出版之后，由于其中所表现的婚姻道德观念而招致许多人的反对。克鲁泡特金曾在《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安娜·卡列尼娜》在俄国造成了这种印象，反动阵营向托尔斯泰致贺，而当时社会上的进步分子却冷淡地接受这部小说。事实是婚姻问题和夫妻离异的问题，在俄国已由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在文学中和在实际生活中都激烈地争论过了。不断地在离婚法庭上被揭露出来的对婚姻的轻率态度，以及作为无数法国小说和戏剧题材的任何形式的欺骗，都遭到了坚决的谴责。但是在谴责了轻率和欺骗之后，他们却严肃地考虑了新的爱情的权利——说不定在多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之后，新的爱情突然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可以作为表示对婚姻问题的意见的最好的一部小说，这在年轻的较进步的一代中非常风行。据它说，已经结婚，就不能轻易恋爱和调情了。不是每一阵热情的进发都可以称为新的爱情的；而所谓爱情常常仅仅是短时间的欲望。就算它是真的，在这真的爱情加深之前总还有时间来考虑：如果让这爱情成长，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是说尽管说，做尽管做，确有新的爱情来到了，而且不可避免地来到了的情况；例如，一个女孩子在对方的不断追求下，几乎是违反她自己的意志地结了婚，或者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却结了婚，或者两人中的一个继续向理想进步，而另一个却已经戴破了他的理想的假面具，渐渐耽于市侩的温暖的拖鞋的享乐之中了。碰到这种情形时，不仅分离不可避免，而且离异了对大家都好。因为分离而受到的痛苦(这种痛苦对忠诚的人还是有益的)总比不分离而破坏某一方的——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双方的——一生的幸福好得多，也比勉强地生活在一起而让坏结果反映到孩子们身上去好得多。这些便是俄罗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在文学和实际生活两方面所得出的大体结论。”
二、社会运动的轨迹
父与子、虚无主义运动、民粹主义的悲剧
从50 年代开始崛起的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很快在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想领域取代了贵族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这些新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是与上一代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首先是理想主义者与革命实践者之间的矛盾。
父辈们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少贵族知识分子在其作品中表现了西方新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他们谴责现存制度，要求改造社会，有些人如赫尔岑、奥加略夫等甚至转到了劳动农民的立场上。然而，他们却不可能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贵族等级把他们视为叛逆者，而农民则对他们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农民只要看到宣传新思想的人是身穿德国式服装的贵族，就会本能地把这看成是一个圈套。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同人民的脱节使他们扮演着“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的可怜角色。赫尔岑曾经绝望地表示：“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的逻辑指明，我们不为人民所需要，我们的事业是一种绝望的折磨。”这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是新事物已经产生、旧制度仍在统治的俄国生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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