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标》激烈批评19 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倾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信奉唯物主义这种“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布尔加科夫写道：“我们知识分子在西方派时期对于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因而把这些思想同最极端、最激进的文化哲学形式联系在一起。”格尔申宗更为尖刻地评论说：“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别林斯基以来的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恶梦。”文集认为，是过分的书生气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趋向于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果，在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和虚无主义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同人民和国家的联系。在文集的作者们看来，激进的知识分子具有“爱民主义”、“拜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考虑自己对人民的义务时，没有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点去要求人民，相反总是以狂热的宣传去影响他们，把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移植到人民的社会激进本能中去，力图使自己获得众多的信徒而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这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错误。《路标》所谴责的激进知识分子首先是解放运动中的民主派，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标》是自由主义再次同民主主义拉开距离的标志。
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路标》的作者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司徒卢威在题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章中写道：“目前，反动的胜利已使许多人或是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或是对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忘却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沉默更肤浅的东西了。”他把革命视为一场灾难，“革命搞得不好……巧妙伪装起来的挑衅在制造革命方面起了作用。……工人群众(工人代表苏维埃)所发动的两次大罢工，一系列毫无理性和凶残的武装暴动，比这更坏的莫斯科起义，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解散杜马后为进一步的武装起义所作的准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威吓政府并消灭它。而政府真的被吓住了，出现了战地军事法庭和无休止的死刑。然后，国家的惊吓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现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国家走出这一停滞状态?”格尔申宗的一段话更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恐惧：“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权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在1905年的革命高潮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感染下，愿意站在革命一边去反对专制主义。当时，他们用“美好的”、“强大的”、“健康的”这类形容词来认识和理解革命，希望革命能带来自由主义的胜利，就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但在看到了他们所不能掌握的人民力量之后，他们对这种革命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因为它有可能把他们连同专制主义一起扫掉。《路标》充分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的这一转变。
对革命的否定必然导致回复到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上去，即与专制主义妥协。革命后，无限的专制制度不再存在，但专制主义仍是强大的政治文化力量。《路标》认为，10 月17 日宣言的发表就应该是革命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的完成。这一观点就是十月党人的主张，其实质是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联手，使俄国在立宪改造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革命后，以十月党人为代表的温和自由主义重新得势，似乎也说明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道路和历史地位是命中注定的，不同专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和结合，它就无法存在下去。在俄国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东方式社会生活基础和传统的国家里，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不可能在把政权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实现的。
《路标》文集是总结性的，又是忏悔性的。它的结论是，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而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个人义务的社会主义否定。搬去这块石头，这个世界观的整座建筑就被破坏掉了”。只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上的再生”。
《路标》系统地反映了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官方和右派刊物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布尔什维克称它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立宪民主党人或对其中过于露骨处进行更正，或与之论战，或表示唾弃。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路标。
如果说《路标》反映了自由主义转向与专制主义结盟这一变化，那么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的改革则意味着专制主义向时代精神的让步，表明俄国贵族的欧化达到了高潮，他们打算摆脱传统的束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斯托雷乎改革是继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后政府自由主义的又一代表作，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1902 年以来，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愈演愈烈，而1905年的革命更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消除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改变了土地政策。1906年11 月9 日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个法令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纲领，标志着贵族地主阶级被迫下决心与传统决裂，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实行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变革。斯托雷平认为，“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清除道路”。他抛弃了官僚地主对半封建的村社的迷恋，采取强力手段破坏村社，让掌握了金钱的人去购置地产，创造资本主义新农业的基础。还在1904年时，斯托雷平就曾在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分析了俄国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他说，村社制度对于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个制度在人民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说人民喜爱这个制度，他们只是不理解其他制度，认为采用其他制度是不可能的。同时俄国农民很喜欢大家一律平等，使大家达到一个水平，但因为不能使群众都提高到最能干最聪明的人的水平，所以优秀人物势必屈从于最坏的和最懒惰的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意愿。”“个人私有制是对村社制的一个自然的平衡力量。它也是秩序得以维护的保证，因为小私有者是国家赖以稳定秩序的细胞”。这番话实际上也就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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