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20年，对巴顿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一年。这一年，由于他对坦克部队贡献突出，巴顿荣获一枚服务优异勋章，这是一项十分崇高的荣誉。这也是巴顿在这次大战中最后的纪念，除此之外，留给巴顿的就只有烦恼了。
《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宣称“我们已经把战争进行得十分彻底，十分彻底了。”美国对保持一支何等规模军队为宜的问题展开了辩论，结果轻而易举地达成了共识：保留一支人员少，规模小，但比较精干的队伍。陆军首当其冲大裁减。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将军由上将降为少将，数千名正规军军官被宣布退役，尽管他们不断抱怨政府“忘恩负义”，但丝毫无济于事。
当巴顿还没有来得及为他的同行洒下一掬同情的泪水之时，1920年6月，《国防法案》出台了。它规定陆军定额是28万人，两年之后，其定额锐减至12.5万人。最令巴顿伤心的是，坦克兵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该法案规定，坦克兵配属步兵，不再作为独立的兵种存在。《国防法案》还规定，坦克兵以连为单位配属步兵，每个步兵师配属一个坦克连，由步兵军官统一指挥。1920年，全年的坦克经费只有500万美元。
这一法案的公布，表明战后以来巴顿为了他的坦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巴顿在战后被任命为米德军营的负责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建的坦克部队被作为装甲部队的核心而保留下来。与此同时，原在宾西法尼亚州科尔特军营受训的坦克兵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校的指挥下，来到米德军营与从法国返回的坦克兵合编。1919年3月，巴顿与艾森豪威尔在米德军营的坦克中心初次相见，虽然两人的经历与学识各不相同，但他们志向相同，都立志为装甲部队奋斗。尽管巴顿的年龄和军衔都比艾森豪威尔高，但对装甲部队抱有的同样热情，把这两名优秀的军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巴顿去世为止。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有时他们两人之间的尖锐争论几乎达到白热化，但这些争论的事情多是理论和学术方面的，而不是个人和物质方面的。”
巴顿一直在为他的坦克部队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金钱，甚至连他的亲爱的比特阿丽斯也加入了支持他的行列。
虽然坦克的经费越来越少，油料也日益减少，但巴顿仍乐观地工作着。他参加了一个技术委员会的工作，研究如何改进坦克的装备，使其从原始的粗胚形态走上成熟。一个叫沃尔特·克里斯蒂的发明家给巴顿的坦克带来了一个可能发展的机会。
为了实现自己的坦克是最先进而又最简单的武器的设想，巴顿资助克里斯蒂研制新坦克。并在米德军营专门为他安排了一次表演。
这次表演对巴顿来说意义重大，他认为它几乎可以决定坦克部队是存留还是取消的命运。然而陆军部的将军老爷们却不这样认为。
表演当天，巴顿夫人和陆军部的7位将军出席观看表演。这次参加表演的坦克，不是由别的运输工具运来的，而是靠自身的动力，长途跋涉了250英里到达的。它的时速是每小时30英里。这个速度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巴顿在试验现场首先对坦克的性能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并说：“操纵十分简便，连小孩子也能驾驶。”
他邀请那些将军们坐上去，试试看，但无一人应声。他又一次邀请，又一次沉默。
于是，巴顿转向他亲爱的夫人：“比，你来表演一下吧。”
小巧玲珑的巴顿夫人十分沉着而娴熟地驾着车，虽然在行驶中掉了帽子，合体的衣服上也溅上了泥浆，但她表现出的高贵的气质和优雅的举止，使观看者无不深深折服。
即便如此，也难以改变陆军部这些老朽们头脑中那陈旧落后的观念。军械署最终还是拒绝了克里斯蒂的设计。理由竟然是“难以操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失望渐渐向绝望转化。当1920年6月来临的时候，巴顿身心交瘁，虽有心大干，却无力回天。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的命运常常不是被自己掌握着，而是在一些对你来说可能毫无恶意的人的谈笑之间被决定。
巴顿又一次经历了要与他所执着热爱的坦克兵事业分手的痛苦体验。作为美国的第一坦克手、美国坦克部队的创始人，想到自己呕心沥血、费心周折而得来的坦克部队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分崩离析、各自为战，巴顿心中涌起的并不是悲哀，而是一种立誓重组坦克部队的豪情。这种心情正如他在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坦克部队时的感人肺腑的演讲中所描绘的：
坦克部队有我的心血和希望，我坚信它是不会衰亡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与它重聚，我的生命和荣誉全都与它息息相连，那时我们的坦克将焕然一新，它将是世界上一支所向披靡的坦克部队！
2. “赋闲”的日子
当美国在为战后的繁荣欢呼雀跃，在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前踌躇满志之时，陆军的军官和士兵们却在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不久之前还被人们尊崇的荣誉，以往人们欣喜若狂的事，这时的世界却以某种厌恶的情绪对它不屑一顾。人们沉浸在和平的幸福之中，全然不顾军队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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