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顿计划的最终下场是被锁在诺福克大厦的一个镀金文件柜里束之高阁，而“霸王”战役的最终胜利则比原计划推迟了将近一个月。
巴顿知道别人不欢迎自己开口，索性也就不再理会此事，集中精力去训练他的第3集团军。可是，就在这时，倒霉到顶的巴顿又两次陷入困境，差一点将他彻底葬送。
第一次是他涉嫌下令屠杀战俘事件。
这件事最早要追溯到西西里战役。当时，他麾下的第45师是一支刚由国内开来、初次参战的部队。为了给他们打气，巴顿再次运用了他煽动力极强的演说才能，要他们迅猛地、凶狠地、不留情面地对待敌人，甚至提到要“杀死那些愚蠢的胆敢和我们对抗的老百姓。”巴顿这些夸张的语言，原本是要给士兵们鼓气，没想到却给自己招惹了麻烦。
结果，就是这个第45师，在1943年7月的战斗中，连续发生了屠杀德国战俘事件。英美两国的战地记者对此都有记载。
英国战地记者亚利山大·克利福德说，他看到一大群德国兵爬上科索米机场的柏油路向美军投降时，第45师士兵用重机枪将他们几乎全部击毙，仅有两三人幸存。后来，他说他又看到这伙人用同样的方式杀死了60名意大利战俘。
美国战地记者克拉克·李的报道更为详尽。他说，7月14日那天，在布特拉机场附近，美国180团第1连陆军上尉杰里·康普顿从隐蔽处找出43名德军狙击手，其中38人穿着军装，5人为老百姓装束。由于仗打得窝囊，该上尉命令这些战俘在谷仓前列队站成一排，用机枪将他们全部打死。
同一天，该团第3连中士巴里·威斯特奉上级命令押送36名俘虏去后方，黄昏降临时，他由于恐惧将这批战俘全部击毙在路边。
布莱德雷得到这些恐怖的消息后，立刻将情况告诉了巴顿，巴顿则认为新闻记者有些言过其实，并且不无讽刺地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这位上尉“大错特错的是以残酷的排列成队的方式”杀死了大批俘虏。巴顿告诉布莱德雷：“让那名军官想法证实这些俘虏都是狙击手，或说他们企图逃跑，或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反正人都已经死了，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布莱德雷还是对此事作了调查，8月9日，布莱德雷告诉巴顿，康普顿上尉和威斯特中士必须接受审判。巴顿对此未置可否。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谁知，几个月后，当巴顿在英国训练第3集团军时，这件事又被提了出来。原来，两名被告在答辩时，把巴顿牵扯了进来。他们说，巴顿曾经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离敌人只有200码，他们还在抵抗，那他们就失去了生存的权利。”谈到狙击手，巴顿还说过：“当你们受到狙击，特别是从背后的狙击时，你们就必须歼灭这些狙击手。”
陆军部派监察官从华盛顿赶到英国，就这项指控进行了专门调查，巴顿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煞费苦心地准备了辩护词，指出两名被告是有意曲解他所说的话的原意，意在混淆是非。同时，他还很有说服力地提到，他本人的女婿沃特斯上校已被德军俘虏，他不会不审慎，去做可能引起德国人报复的事。
调查的最后结论是：巴顿与屠杀战俘事件无关。两名被告人都被定了罪，由于战争关系，他们被送回原部队，后来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艾森豪威尔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没有过多地批评巴顿，而是给了他一句忠告：“乔治，你说得太多了。”
这次事件，再次给了巴顿一个教训，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努力地管住了自己那张爱惹是生非的嘴。可是，没过多久，那张嘴又给他带来了麻烦，一个更大的麻烦。
4月25日，他在一个以美国兵为对象的妇女俱乐部开幕式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开会地点是第3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纳兹福德。
最初，他出于谨慎谢绝了让他发表讲话的邀请，可是盛情难却，最后还是站出来，同意说几句。首先，他表示自己是以非官方身份前来参加这次集会的，并提出不要发表有关他形象的照片，并严禁记录。接着，他讲起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来，极为夸赞英国妇女的魅力，尽管他认为英国妇女实际上毫无魅力。巴顿说：“一旦我们的士兵遇见并结识了英国妇女，他们在家信中告诉他们的妻子、女友，你们是多么可爱，美国妇女马上就会妒意大发，恨不得立刻结束这场战争。”
说着，他不知不觉地扩大了话题：“统治世界，毫无疑问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神秘使命，当然也包括俄国人。”
就是这最后一句话，差点让巴顿被赶回美国老家。第二天，英国出版协会违背了巴顿的意愿，发表了巴顿的讲话，并且删去了“俄国人”三个字，这一下子便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就是所谓的“纳兹福德事件”。华盛顿的一些报纸批评巴顿是“说错话的头号人物”、“难以调教的孩子”。马歇尔也给盟军最高司令部发来电报，他说：“我们刚刚获得批准享有永久官阶的名单，其中包括比德尔·史密斯和巴顿，我担心由于这件事，他们俩都有可能被刷下来。”
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巴顿既感到气愤，又觉得委屈，同时也有一些惊恐感。在给女儿的信中，巴顿这样写道：“耶稣受难只有一夜，而我却苦海无边。”眼下，他只能毫无作为地坐在那里，等待命运之手对他的拨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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