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县这里曾经是豫州伊阕地，商代为有莘之野，又称空桑②。嵩县独特的地理特征使其成为古代文化汇粹之地，我深为出身在这个具有如此特殊丰厚人文资源的地区感到幸运。我甚至怀疑，假如没有故乡深厚的人文背景，我是否可以做出这整个破译工程。
夏朝姓“姒”（si）。“姒”的含义《辞海》解释为“诸妾年长者”，“夏甲”符合这个身份。《辞海》还说：妯娌之间也称呼“姒”。
对以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其他妾也来到了中国，但总体以“夏甲”为大。事实上，《圣经》确实说只留下了“以撒”在迦南，其他的都离开了。
自大禹开始，中国有许多治水专家出现，这应该是从埃及来的一种文化传统。埃及有著名的尼罗河，经常泛滥成灾，尽管一直没有彻底治服，但是埃及人肯定在几千年里积累了丰富的治水和测水经验，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大型水利工程。恰好中国的夏朝是中国人大力治水的开始，而且夏甲本人即为埃及人，以实玛利的妻子同样也是埃及人，这些都奠定了夏朝的埃及色彩，治水必然成为这个朝代的主要特色和功绩。
我认为，中国的“母系氏族”并非如传统历史观中的介绍它是“父系氏族”之前的一个必然阶段，而是一种巧合与偶然。
母系氏族只是东亚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既不明显表现在中东（看《圣经》中的家谱就可以明白全是以男性为主），也不表现在古代欧洲，只多出现在东亚或中国。其奥妙正在这里：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并且他的丈夫根本没有过来。这奠定了女人统治社会的传统基础，并且形成了长期以女性统治家族的隐性传统——约略可称“女主内、男主外”。商朝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母系氏族”的特征。这一政治制度进入文化领域，最后形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的阴柔特性，几千年来一直到清朝都可以看到“贾母威风”，究其根源这些都是由特殊历史影响构成的。
可以说，历史上母系氏族的存在是不断迁徙分家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
中国的周朝明显没有母系色彩，原因可能是整个“但人”家族的出走。所以我们可以在少数民族中查看，“母系氏族”特征明显的肯定为夏朝或商朝后人，否则可疑为周朝后人。因为周朝过来的领袖不再是个女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普遍明显尊重母亲而忽略父亲存在，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周朝后人，而是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夏人”或“商人”（甚至更早来到中国的人），他们的历史与中原文化同样久远。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创世记(8)
印度也一样模式，但是结果却不同。因为印度是向东迁徙的第一中转站，所以不仅印度的民族形成比中国复杂得多，也比中国经受了更多战乱。男性因战争而容易在社会中重新树立形象，所以印度尽管也有著名的女神，但是其位置在历史的演变中越来越低，母系氏族在那里会远逊中国。印度是世界著名的人种库，民族人种多到几乎无法统计，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在印度面前小巫见大巫。这些都与他们和中东之间的不同地理位置有关。
向东的人种库确实是印度，但是向西的人种库却是意大利。意大利和印度就象是中东这个羊头上的两只犄角，他们的形成是因为他们是中东向外迁徙的两个必然通道。中东向中国和美洲去几乎必经印度；而在他们向英、法等欧洲地区迁徙中，意大利也同样是主要的通道。伊朗和土耳其反而因为距离中东地区不远而保持了相对的中东特色。这个理论从另外一方面可以得到验证，距离中东越远，人种就越纯，比如北欧，比如南美（但是要刨除近500年来明显的人种流动影响，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到美洲去）。
这里还可以顺便解答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未曾断流过，其他古老文明古国都断流了呢？因古代中国远离了“世界的核心”：中东。中东地区以及周边的印度和伊朗，都处于旋涡中心或紧邻，所以受到冲击的频率和幅度要远远大于古代中国和美洲。但美洲由于过分远离中东核心，后备虚弱，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帝国，以至于后来被欧洲列强近于灭绝。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无论在人种还是在文明体系最独特的远古“完卵”。作为一个未遭破坏的“化石王国”，中国必将在世界文化史中起到独特的历史研究作用。今天生活在中国的学者应该为这一资源感到幸运，在这一相关历史研究课题中，中国人势必将“左右逢源”。
印度地区宗教的灵魂轮回以及静坐等，在古埃及早已有之。类似的轮回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依然有一定的市场，但其来源却未必是来自印度佛教，我相信许多直接来自古埃及文化。中国人常说假如死者心肠不好，死后就会变成畜生，在古埃及正有如此的道德系统。在更为详细的细节中死者的灵魂会放在天平中称量，一旦分量异常说明死者不善，就会被投入恐怖的地狱，获得恐怖的下场。中国西南地区的纳西族就有类似的道德约束体系，他们与古埃及的信念是同样的，作为他们中间必不可少的一个过度，伊朗具有同样的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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