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对俄国苏维埃政权干涉失败，欧洲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受挫，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状态：帝国主义消灭不了苏联，不得不与苏联和平共处，但它们并不放弃反苏的宗旨，总在寻求机会进行侵略和颠覆；苏联力量相对弱小，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对外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和平共处，借以利用暂时的和平机遇壮大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苏联与国际资本主义呈现一种本质上对立却又不能不和平共处的关系。到1925年，除美国外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承认了苏联，并相互建立了外交和商业贸易往来关系。1933年，美国也最终承认了苏联。然而在这种和平共处中，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缓解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仍然保留着反共战争的野心。当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完全爆发后，为维护统治和摆脱危机，各国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有的国家（如美国）采用改良政策，缓和矛盾。有的国家（如德、意、日等国）则相继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公开叫嚣战争，德、意、日三国甚至结成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旨在"协力防止共产主义的破坏"，实行孤立苏联、包围苏联、准备条件来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政策，直接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苏联。于是，欧洲和远东成为两个战争策源地，局部战争频频爆发。实际上，回顾历史，在斯大林所处的时代，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他各种局部战争(包括地区战争、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等等)也不断爆发，而且经久不息。当时的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始终是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始终处在战争或备战的特殊条件之下。苏联不仅经历了国内战争，而且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大规模的卫国战争，可见，在当时，战争的阴云是非常浓重的。这种持续的反共战争威胁的国际形势必然会对斯大林思考如何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既然战争迫在眉睫，要备战和进行战争，那就必然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高度地统一起来，就要求高度集中地统一使用国家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就必须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使其他一切领域和部门都予以配合。这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因此，斯大林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因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
当时国际社会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与苏联国内备战与高速工业化的社会生活主题，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产物。在经济上，斯大林模式的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集中资金、资源、人力搞国防重工业的做法，从备战的角度看，其重要作用自不必多言。在政治上，高度集权制的形成受备战因素的影响同样是强烈的。在战争阴云十分浓重的形势下，抵御外来侵略，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当时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为了保卫苏维埃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为了随时准备捍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联不得不把尽快建成工业强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式，就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形势下做出的选择。
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大的方向是对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中发现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需要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经过多次反复的检验，而且正因为这是一些原则，一些粗线条的轮廓，即使它们具有客观真理性，要把它们变成现实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中介。从理论上说，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同俄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牢固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必须深刻把握俄国的基本国情。斯大林在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苏联的时候，从总的基本方面来说，是具备了这两方面条件的。但是，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际方面说，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都存在一些问题。从理论方面说，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不仅有深度和广度上的不足，而且有某种照搬的缺陷。如在对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解上，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从形式上照抄照搬，在实践上造成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超越阶段"的失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对马克思公有制理论的理解限于机械化，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看做始终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把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在全社会实现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当作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本质体现，从而把公有制同商品经济直接对立起来，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存在。其实，应该说斯大林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理解实质上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实现这一生产关系目标时操之过急，没有充分注意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生产力国情，没有顾及到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显然是教条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结果。从实践方面说，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斯大林对本国的实际的把握也还缺乏全面性和深刻性。如他对脱胎于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社会制度中尚存的封建专制遗毒的认识不深，对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新的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地下活动，战场厮杀年代那种集权主义、命令主义的烙印估计不足，这些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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