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苏联政治体制在运行中也存在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常设机构膨胀，取代了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苏联各级权力向党的部门集中，造成了党政不分、政出多门的现象，使党的机关国家化，党的各级机构代行了国家机关的职能，党直接干预政府的日常事务。二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行政区划批准权、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联盟中央集中，社会各层次的重要决策都由中央集中作出。中央有权决定国民经济计划，管理银行，管理具有全国性的工农业机关、企业和商业。同1924年宪法相比，1936年宪法加强了中央权力，限制和缩小了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使行政区划权、立法权和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全联盟集中。三是在权力运行上，党内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人，逐渐形成了个人集权、个人专断的状况。权力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最高权力集中于斯大林一人身上。这当然有当时的客观原因，但是毕竟从体制上为在斯大林晚年演化为个人迷信提供了客观条件。四是在民主建设上，疏于民主制度建设，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在重大事务和重大决策中较多地采用行政强制手段。在党内民主生活上，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不到落实，一些主要干部由选举产生实际上流于形式。五是在法制建设方面，不仅法律体系不完善，而且法律也缺乏权威性，安全机关有法不依、不依法办事，甚至破坏法制的事情屡屡发生。六是在组织机构上，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设机构，其任务也由监察党中央决策机构变为监督党的决议的执行。与此同时，群众监督组织也被取消，不再强调群众监督。监督部门的地位和作用下降了。1940年通过的关于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条例根本没有吸引劳动者参加监督监察工作的规定，把人民群众对党的中央机关、党的干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变成由上对下的监督，监督的实质发生了变化。
3.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体制
苏联斯大林时期在文化体制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斯大林认为，马列主义是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是一切工作的指路明灯。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如果不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不把实际工作和必要的理论研究联系起来，就会在黑暗中摸索。早在在格鲁吉亚从事革命活动时期，斯大林就在《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文中捍卫了列宁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观点，如"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等等，高度赞扬了在工人运动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灌输"的引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斯大林更加重视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认为这种教育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引导作用。1924年，他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强调，在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中，要"尽力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并且说："特别应该强调列宁主义的宣传，因为这种宣传在共产主义教育方面具有决定意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为了在群众中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曾做出决议，委托中央采取一切办法迅速出版马恩全集、马恩文选、列宁全集、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1938年，联共（布）中央还决定，将1931年11月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列宁研究院合并成立的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划归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责成这一党的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从速再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不久就开始出版《列宁全集》第4版，1951年全部出齐。为了培育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斯大林亲自编写了联共（布）党史，指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自20世纪30年代，苏联逐步设立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列主义基础等课程，号召人们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论断的理解存在教条化的倾向，缺乏辩证法的灵活性。
二是注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发展科学技术，强化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为了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斯大林提出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强调在劳动者中开展文化的普及教育。20世纪30年代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危机，大量科技成果、设备急需寻找国际市场的大好时机，积极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因此，苏联的教、科、文事业发展十分迅速。十月革命后，苏联文盲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50%~60%。针对这种落后情况，苏联实行了四年制的普及教育；在农村和工人新村，又实行了七年制义务教育，使千百万劳动群众及其子女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在9~49岁年龄段，识字居民已达到87.4%。到1929年年底，城市产业工人中的文盲基本上扫除，到1931年5月，莫斯科已成为一个无文盲的城市。1932年，在农村的扫盲学校共招收1500万人，其中1100万人的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到了1959年，全苏联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苏联劳动人民不识字的现象已基本上消灭。自1920年至1940年，约有5000万原来是文盲的成年人识了字。 1913年沙俄时代仅有1.16万名科技工作者，到1940年，苏联拥有科技工作者数目达9.83万人，比1913年增长了7.4倍。1947年底，苏联政府宣布已经掌握了原子武器的秘密。1953年8月，苏联在北极圈的弗兰格岛爆炸了氢弹，其设计方法比美国更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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