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希望我成为他的臣民，并要在普鲁士赏赐我一块领地。我出于礼貌表示谢意后声言，亚历山大皇帝对我或我的任何一个子弟都会给予照顾。”但是，一向很有预见性的库图佐夫并未言中。
4月11日，库图佐夫口授了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
“我的朋友，我第一次让人代笔写信，你一定会感到惊异，而且可能会害怕。这种病使我右手指感觉麻木……我寄给你一万马克银币用来还清债务，寄三千马克给安努什卡，另三千给帕拉申卡。这一切看来是需要的。”
库图佐夫负债累累，以致临终前还在为此而焦虑不安。他去世后，债主仍不断登门向其家属追讨欠债。因为生活处境极为艰难，他的五个女儿不得不恳求沙皇予以照顾。他们在给亚历山大一世的请求信中写道：
“家父把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的事业，因此荒废了自己的家业……赐予我们的领地反成了累赘。倘若皇恩浩荡的圣上能惠然下令官府收买一部分，或许我们还能有一线生机。”沙皇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一手遮天，在转呈的奏章上批上沙皇的旨谕“不予答复”。沙皇政府就是这样对待和缅怀俄国伟大统帅的功勋的。
整理、研究库图佐夫的军事遗产，并将其应用于军队战斗实践，不仅没有受到鼓励，反而严加禁止。反映库图佐夫统帅军事艺术和实践的所有文件都被尘封在档案库里，没有沙皇的特许，任何人不得接触。
库图佐夫的统帅活动，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和战后，才得到最广泛、最全面的研究和宣传。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在红场阅兵式上向全体苏联官兵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他说道：
“让我们伟大的前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斯大林还对库图佐夫在1812年对拿破仑军队实施的战略反攻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苏联历史学家曾出版过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统帅库图佐夫的著作。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库图佐夫的军事遗产的许多方面作了专题阐述，对组织和实施积极防御方面的经验研究得特别深入。这些经验，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第一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经验在1942年制订的“野战条令”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以退却方式拖住敌人，消耗敌人的力量，而后再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的范例。这种情况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有过，在国内战争时期也有过多次。在适当条件下采取主动退却的方式，以创造有利条件继续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乃至消灭敌人。这种作战方法库图佐夫在1805年同拿破仑的战争、1811年同土耳其的战争中都运用过……1805年在申格拉伯恩，当库图佐夫向奥斯特利茨退却时，巴格拉季昂的后卫曾同超过自己兵力很多倍的敌人作战；在1812年战争中，许多俄国天才的将领（如科诺夫尼岭）提供了使用后卫实施巧妙作战的典范，这在现代战争中仍具有特殊的意义。”
1942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颁发三个等级的库图佐夫军功勋章。那些善于制订和实施战役计划，予敌重大杀伤和保持军队战斗力的苏军将领和军官们，被授予这种勋章。在战争年代里，有许多团、旅、师的军旗上都挂有库图佐夫勋章。被授予库图佐夫勋章的有7000余人。在荣获一级勋章的579人中间，有在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中表现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统帅和军事长官。
参加博罗季诺战役的勇敢士兵所拥有的英勇战斗精神，激励着苏联军人在反对希特勒侵略战争的严峻年代里，屡建战功。
卫国战争中有一件很突出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了苏联军人对1812年解放战争的英雄们及其统帅库图佐夫深深的敬意。
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雷巴尔科在向解放本茨劳城的军人致辞时讲道：
“我们现在走的正是我们先辈走过的光荣战斗之路。朋友们，让我们深思一番吧！130年前，俄国的旗帜是怎样在欧洲的中心迎风飘扬的。我们将要把这些旗帜插到格尔利茨、德累斯顿、莱比锡、柏林。我们的旗帜是欧洲人民日夜盼望的自由的象征。我们是库图佐夫的子孙，将无愧于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继续向西方挺进的路上，坦克旅在劳班库图佐夫纪念碑前停留下来。纪念碑旁停放着一辆坦克，在车体上用大字写着库图佐夫的名字。在那里坦克兵、炮兵、工程兵、通讯兵……脱帽肃穆而立。在露天集会上，发言的人追忆了那些在1813年从拿破仑铁蹄下解放了欧洲人民的英雄们。最后发言的是政治部主任A·И·德米特里耶夫上校，他讲道：
“让我们聆听一下库图佐夫的训导：‘我们赢得了外国人民的感戴，让欧洲喷喷称奇的是：俄国的武装力量是战无不胜的，其豁达大度和道德高尚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我们军人应有的崇高目的。’勇敢的战士们，让我们竭尽全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吧！”
集会结束后，鸣礼炮三响。“上车”令下，坦克旅在著名飞行员A·И·波克雷什金指挥的歼击机群的掩护下，满怀对伟大统帅的思念之情，继续向西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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