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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文化_李先登【完结】(5)

  图1 湖北大冶铜绿山春秋冶铜竖炉

  第二步是合金铸造。这又分为合金、制范、浇铸三个方面。第一,合金。就是根据所制器物的需要将铜与锡按一定比例配合在一起,放在熔铜炉中加热熔化,从而得到所需要的青铜熔液,然后就可以进行浇铸了。关于青铜合金的配制比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记载说:“六分其金(铜)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剂)(即铜占85.7%,锡占14.3%);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即铜占83.4%,锡占16.6%);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即铜占80%,锡占20%);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即铜占75%,锡占25%);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即铜占71.4%,锡占28.6%);金锡半,谓之鉴燧之剂(即铜占66.7%,锡占33.3%)。”通过今天我们对于古代青铜器的化验分析,基本上是符合的。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妇好墓出土的47件青铜礼器,经化验,平均含铜80.48%,含锡16.14%,铅0.89%。又如湖北江陵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践剑,经化验含铜80.3%、锡18.8%、铅0.4%。均与上述《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基本相符。而且从现代冶金学理论来分析,也是合乎科学道理的。这不但是中国古代人民铸造青铜器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合金配比的文献记载。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与冶铸技术所达到的科学水平。

  第二,制范。就是制作铸造青铜器用的陶范。中国古代铸造青铜器主要用陶范,故称为范铸法,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的特点。具体来讲,第一步是制模,就是用泥土制作一件与欲铸造的青铜器同样大小的模型,将花纹和铭文都要在上面刻好。然后将泥模阴干,再用火烘烤使其坚硬。第二步是翻制外范。即将用水和好的夹有细砂及细碎的植物茎杆的泥片捺印在泥模上,待半干后,按器物的特点,用刀分割成几块取下,阴干后烘硬,制成为外范。第三步,制作内范。即用泥土照泥模形状而减去欲铸青铜器之器壁厚度制成内范,并将铭文反刻在内范表面,最后加以阴干烘硬。第四步,合范。即将上述已制好的内范与外范组装好,外面用绳索捆好固定,再用厚泥包裹,并在上面留出浇铸青铜熔液的孔道(俗称浇口)及排出范内空气的孔道(俗称冒口)。这时内范与外范之间的空腔就是将要铸造的青铜器的形状,然后就可以进行浇铸了(图2)。

  图2 商代青铜鼎铸造示意图

  第三,浇铸。就是将已熔化好的青铜合金熔液注入合范之内,待铜液冷却凝固后,拆下外范及内范。并将已铸好的青铜器进行打磨修整。青铜工具与武器则还要加以锤锻,以进一步提高硬度。

  尤为重要的是,在商代又发明了分铸法,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就使铸造青铜器更加简易,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使器物的造型与装饰更加繁复壮丽。分铸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先铸造出器物的附件,如提梁、器表装饰的兽头等,然后将其置入器身的合范之中。这样,在浇铸器身时,附件就与器身铸接在一起了。一种是先铸造出器身,然后将附件(如器耳等)的合范放在器身上的有关部位。这样,在浇铸附件时,附件就附着在器身的有关部位上了。例如著名的商代后母戊(司母戊)鼎,就是采用先铸好两个鼎耳,并将其嵌入鼎身合范之中,然后浇铸鼎身,从而铸成一个完整的后母戊鼎的。在春秋时期进一步又发明了焊接法。这是将分别铸好的青铜器身及耳、足等附件,用锡镴〔la蜡〕(锡铅合金)焊接在一起。例如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莲鹤方壶的兽形器耳、圈足下面的伏兽等都是用焊接法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的。

  此外,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还使用了失蜡法。例如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时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禁(承托成组青铜酒器的器座),高28厘米,长107厘米。扁体中空,禁面呈长方形,四周攀附12只立雕伏兽,下面有10个立雕的兽足。其周边透雕的花纹由内部多层互不连接的铜梗分别支撑,玲珑剔透。经过研究,用上述范铸法是不可能制造的,而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失蜡法就是首先在泥作的内范的外面敷上一层虫蜡(内掺松香和油脂等),用这层虫蜡作成欲铸的青铜器的原大模型,并在蜡上面雕刻出精细的花纹。其次,用调好的细泥浆一层层淋上去,最后形成泥质外范。在外范外面再用厚泥包裹好,并预留出浇铸口与出蜡口。然后再加热烘烤,使夹在内、外范之间的蜡模融化,蜡液由出蜡口流出。最后由浇铸口将青铜熔液注入,待冷却凝固后,拆下外范及内范,一件青铜器就铸成了。由于虫蜡易于雕镂,因此可以制作花纹层叠、十分繁缛瑰丽的器物。淅川下寺青铜禁的发现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很早就采用失蜡法进行铸造的国家之一。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还包括高超的表面装饰技术,如镶嵌绿松石、镶嵌红铜、错金银、鎏金以及錾〔zan赞〕刻花纹、漆绘花纹等,使其色彩斑斓,纹饰更加丰富多彩。总之,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是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技术基础。

  最后简要地介绍一下商周青铜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汉、唐时期已有零星出土,被封建帝王视为一种祥瑞。例如汉武帝元狩七年(公元前116年)在山西汾水发现了一件青铜鼎,汉武帝因此将年号改为元鼎元年(《汉书·武帝纪》)。到了宋代,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以及历史学的发展,加以商周青铜器等古代文物出土日多,日益受到封建帝王及士大夫的重视,公私竞相收藏,于是金石学产生了。金石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商周青铜器及玉器等。出现了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fu斧〕等的《博古图录》等著录研究商周青铜器、玉器的著作。清代时期由于封建帝王的提倡,金石学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cheng呈〕《古玉图考》等著作。辛亥革命以后,金石学发展达到顶峰。王国维对商周青铜器及商周历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是金石学对商周青铜器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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