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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民族简史_许鼎新【完结】(14)

  约雅敬王忠于埃及反叛新巴比伦的行为,导致尼布甲尼撒进攻犹大,围城之中,约雅敬王猝死,儿子约雅斤王继位。面临强敌围城,他也不能进行抵抗,只得率臣仆、首领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列王纪下)记载这段事实说:“当他军兵(指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斤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就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王下》24:11~12)。此次事件中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洗劫耶路撒冷王宫与圣殿的财富,并将约雅斤王和其家族,宫庭上层人士、官兵和技术人员等一万多人作为战争俘虏掳到巴比伦去(《王下》24:1~16)。巴比伦第八年,尼布甲尼撒王掳掠耶路撒冷,俘去的约雅斤王和众民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597年,这是犹大国灭亡前奏的第一次被掳。

  公元前597年事件之后,尼布甲尼撒立约雅斤叔父,也就是约西亚王的另一个儿子西底家为犹大国看守的王(《历代志上》3:15,《列王纪下》24:17)。西底家王头四年安份守己,不敢造反。但以后西底家王经受不住多方面的鼓动,不听从耶利米先知审时度势提出的劝阻(见《耶利米书》27章),终于在公元前588年,背叛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再度出兵围困耶路撒冷,守城官兵奋起抵抗,坚持了两年之久,耶路撒冷城发生饥荒,在公元前586年四月初九日(相当于公历七月)耶路撒冷城陷落。西底家王弃城逃跑,在耶利哥附近被巴比伦追兵捕获,被带到巴比伦王之前受审,众子在他眼前被杀,西底家王被剜去眼睛,带去巴比伦。巴比伦的军兵再次掠走圣殿财宝器物,包括金银甚至铜器都掠去了。巴比伦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放火焚烧圣殿、王宫、民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将城中居民,除留下些最贫穷的人外,都尽数掳到巴比伦去。这就是公元前586年,犹大的第二次被掳。此次耶路撒冷城圣殿被毁。众民被掳事件,旧约圣经中有三处留有类似并稍有不同的记载(见《列王纪下》24:17~25: 21;《历代志下》36:11~21;《耶利米书》52:1~11)。根据《耶利米书》52:30所记,除上述犹大的两次被掳外,在尼布甲尼撒第二十三年,即相当于公元前581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又来掳去犹大人七百多名,应列为犹大的第三次被掳。

  公元前586年,犹大末王西底家的反叛,导致犹大国家的灭亡和众民被掳去巴比伦。这一年代表犹太历史分国时期的结束,众民被掳去巴比伦异邦,历史上称为“巴比伦囚虏”时期。

  第四节 分国时期的先知

  希伯来民族史的分国时期指从所罗门王死后,统一王国分裂为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于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南国犹大于公元前586年亡于新巴比伦这一段长达三百五十年的历史(约公元前933~586年)。

  分国时期这三百五十年时间是先知辈出的年代。旧约中著有书卷的先知约占半数以上属于分国时期的先知。他们在此时期内的出现,并非偶然的,他们并非单纯是宗教的人物,实际上他们主要是政治、社会的人物。他们对分国时期里的国家政治、社会和宗教各方面都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先知”的含义

  "先知”一词,希伯来文读作“那弥”(Navi),其语源的动词词根是“讲预言”(to prophesy)。他们既能讲未来的预言,于是汉语译为“先知”,英语为prophet。因此“先知”者,其含义为“说预言的人”。他们是受耶和华神灵的感动,成为“受灵感的人”,而作为耶和华的代言人,发出警世的预言,宣布耶和华神的意旨和他对罪恶的谴责,预告他的审判与将降下的灾难等。先知的工作方式多种多样,表现各不一致。有的义正词严,慷慨激昂,进行宣讲;有的苦口婆心,规劝训勉;有的痛心疾首,奔走呼号,甚至流泪嚎哭;还有的以世人所不易理解的动作,现身说法。尽管表现与工作方式不同,但其共同的目的不外乎要矫治宗教上的走人歧途,要树立社会高尚伦理道德之风,要挽救民族国家陷入危亡之境。公元前九世纪之后三百多年的时期里,正是以色列犹大统一国家陷于分裂,耶和华的宗教遭受异教之风渗透,社会贫富分化、道德沦丧之时,在国家面临强敌压境,随时可能入侵的情势下,于是耶和华的先知一个个应召而出,根据他们各自接受的灵感执行其时代的使命。

  二、从以利亚和以利沙到阿摩司

  当北国以色列的暗利—亚哈王朝时代(公元前887~854年),在亚哈王与其异国王后耶洗别的残暴统治下,其在政治上,宗教上的倒行逆施,使得坚持耶和华信仰,主张廉洁政治的师徒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应时而出。以利亚先知不避危险与拜异教巴力的先知进行反复的斗争(《列王纪上》第18章)。以利亚先知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利沙先知,继承以利亚的工作,他立意推翻多行无道的暗利—亚哈王朝,支持新耶户王朝的建立。他在旧王朝中物色了掌握兵权的耶户将军,鼓动他发动军事政变而推翻了亚哈的王朝,并斩尽杀绝旧王朝家族并清除耶洗别所引进的异教势力。公元前八世纪六十年代,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当权的年代,出现了社会贫富的显著两极分化和伦理道德沦丧的败坏现象,宗教上则表现注重仪礼,徒有虚伪的形式。这时原以牧羊为职业的阿摩司出现于繁华一时而罪恶充斥的伯特利,他面对当权的宗教祭司慷慨陈词,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人,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司书》7:14~15)阿摩司先知无畏地抨击耶罗波安的国家政策,暴露社会的真实情况,说富豪“舒身躺卧在象牙床上,吃羊羔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而穷人却为一双鞋被卖为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阿摩司书》2:6~7;6:4~5)。此时的耶和华的宗教变成只注重仪式礼仪和形式,弃绝公平与社会正义。阿摩司作为耶和华神的代言人庄严宣布:“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1~24)阿摩司先知以他的公平与公义的主张因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是“公义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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