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历史，看待明朝。同样，他也以此观点看待自己和他所统治的政权。松、锦战役后，众贝勒汉官一致要求进取北京，太宗尚在慎重思考中。他说：即使得到“天眷”，一统天下，他本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他的子孙也不可能世世守住祖先创下的基业而不断绝。当年大金也是一统天下，很强大，看看现在，它还在吗？早就不复存在了《东华录》，崇德七年六月。。这说明太宗深深懂得，他和他父亲创立的国家也将像历史上的各代王朝一样，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但他还是奋发有为，不急于进京，为的是打下强固的基础，力图使其政权延长存在的时间。
进化论观点是太宗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他提出的以上观点，反映了他的思想不保守、不僵化、不后退，而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与时推移，表现了蓬勃向前的气概。毫无疑问，太宗的论点都是针对明朝而发的。按正统观念，一个原属于被统治的民族，起兵向统治者进行挑战，这在当时，一概斥为“犯上作乱”，名不正，言不顺。太宗勇敢地冲破这一传统的观念，以进化论的观点，反复阐明历史发展变化和各朝代更迭不可避免的道理，论证“有德”当立为皇帝，“无德”应废为“匹夫”。这一思想，有助于打破对明朝的迷信，更为重要的是，为太宗取明朝而代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太祖崛起之时，并无成帝业之心，他是作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的英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理论就是“七大恨”，阐述他的斗争是迫不得已的。他的目标是夺取辽东及山海关以西的土地，与明朝划界而守。太宗则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是以创立一个新王朝为其奋斗目标，表现了一个小国欲成帝业，“匹夫”可“君临天下”的雄心。因此，他父亲的“七大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他的斗争需要，而是从古今的变化来论证明必亡、清当兴。这就是太宗的进化论之所以形成及其实际的政治意义之所在。
当然，他所阐述的进化论，不过是“天运循环，无往不复”的历史循环论。按照这种理论，历史不是螺旋式的曲线向前发展，而是按一个固定的圆圈旋转，历史总是重复出现。显然，这是错误的。其次，他所看到的变化，仅仅偏重于帝王及其王朝的更迭，他们的升降荣辱；却很少看到人民的变化，整个社会的变化。所以他说：“天运循环，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与者，即其民也。”《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君主是可以替换的，而百姓是不能替换的。一旦某姓登上皇帝宝座，“天”也就把老百姓交给了他，接受他的统治。说到底，这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一句话，在太宗看来，历史的演变，不过是王朝更替、君主位置的转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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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贵在得人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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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才为本”
大凡一个有作为的人物，都十分重视人才。历代开国帝王在其艰难创业过程中，往往把发现和重用人才当作一件大事，因而常常造成人才济济的盛况。这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这方面，清太宗不仅继承了以往的历史经验，而且把人才的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前途的原则高度，求才如渴，爱才如宝。他说：“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进贤为要”《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太宗宣布以人才作为他治国的根本，群臣以荐贤举能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他的这一思想，比他的父亲太祖显得高明。太祖也是惜才如命的人，历史上流传不少有关他爱才的佳话。但狭隘的民族观念限制了他的胸怀，不能正确对待除满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的知识分子。进入辽东后，于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他下令搜查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尽行处死”，说“种种可恶”都是他们干的《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完全抹杀了他们的作用。太宗与此相反。他求人才的心情远比太祖迫切，在具体对待上，也打破了民族的偏见，主张无论满族、蒙族、汉族，只要有一技之长，他都录用。这个思想是完全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如何发现和使用人才，主要途径是推荐。太宗多次下达谕旨，要求群臣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推荐人才。天聪三年（1629年），他对大臣们说：满、汉、蒙古族中有“谋略”，可胜任军、政职事的，都要以自己所见向他报告，从中选择任用《清太宗实录》，卷5，16页。。天聪九年（1635年），他召集众臣说：天下才全德备之人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你们满族、汉族、蒙古族各官中真有“深知灼见，公忠任事”的人，当速行推荐，不分新旧归附；不分已在官府，还是未在职的人，只要“居心公正，足备任使”的，即呈送吏部，其中有“居心公正，通晓文义”的人才，要呈送到礼部，主管该部的贝勒要随时报告，我量才酌用《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
太宗对人才很有迫切感，要求很严，引起了群臣高度重视，纷纷荐举人才。大学士范文程对太宗重人才的思想理解极深，贯彻他的谕旨特别严肃认真。他曾说：“治安之本，首在得人。惟培养人才，保护善类为第一义，得一贤远胜理百度也。”《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范文程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他荐举的人都很“称职”。但是他发现有些大臣不出于“公”心，而是从个人私利出发，把一些不称职或根本就没有什么学识的人也“荐举”到各官衙任职。针对这一弊病，他在太宗发表上述指示后不久，与宁完我合疏上奏：“荐举不实，请定功罪连坐法。”《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他们写道：圣谕要求荐举人才，上下内外臣民无不感到欢欣。“圣意”以为，了解汉人的，莫如汉人，所以叫汉人各自推举所了解的人，为国家效力。但有些营私的人竟借此大搞宗派，把“荐贤”当成一个门路，引进一些品质坏，作风不好的人。他们彼此“互相标榜”，自我吹嘘。有的出于“亲故”关系，有的受人“嘱托”，明知其人不贤，却过分夸诩、吹捧。这种状况如继续下去，即使有“公直”大臣想推荐贤人怕也不肯举了；被举的有“一二忠正之士”一看到邪风盛行，也会感到灰心，自己取消“应举”的。这样就会把皇上寻访贤才的美政变成群小“幸进之阶梯”。范文程与宁完我要求太宗对已荐举上来的人要进行严格的“核查”，同时还要对推举的人进行考核。荐举的人如果很公正，那么经他推荐的人定可信用。反过来，推举的人作风很不正，那么他推荐的人“安得廉能耶？”为杜绝此类弊病发生，他们要求实行功罪连坐法，简单说，就是对“欺君”，荐举不好的人，要给以处罚；如果被荐的人很称职，任事也颇有成效，应当给推荐的人记录功劳，以示鼓励《碑传集》，第3册，“开国宰辅”。。太宗接受了范文程和宁完我的建议，批准实行。这等于给荐贤用才的问题立了大法，虽不能说完全避免各种弊病的发生，但总可以说大有好转，有些想投机取巧，奔竞“私门”的人不得不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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