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对自己要求也颇严格，凡行军出猎，即使在严寒的季节，也总是把自己的住处安扎在野外，不进屯堡，惟恐惊扰百姓和耗费他们的财物。太宗常说：“涓涓不禁，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涓涓细流不堵住，就会汇成江河；星星之火不扑灭，将变成烈焰熊熊的大火，到那时可怎么办呢？所以“凡事当防微杜渐，纵驰以后，则难整顿。”《清太宗实录》，卷23，38页。太宗的此番道理富有深刻的哲理性、高度的思想性，它体现了一个政治家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杰出才能。太宗思想精细，不作事后诸葛亮，每每预防在前，寓大道理于小事之中，因此，他的讲话颇能使大臣们心悦诚服。
太宗要求诸王大臣及各级官吏一定要体恤民间疾苦。那么，怎样鉴别他们是否用心执行他的谕旨呢？有一个办法，“以各堡生聚多寡”即人口增减情况为准，人口增多的，提升职务，人口减少的，视其多少，给以降职、革职直至削籍为奴。天聪九年（1635年）七月，太宗考核管理汉人的官员，查明李思忠原管壮丁六百一十五名，七年后，增丁一百一十三名，由一等甲喇章京提升为三等梅勒章京。牛录章京杨子渭原管壮丁九百八十六名，经七年，增丁一百六十一名，升为三等甲喇章京。已罢官的佟三，原管壮丁九百二十三名，五年后，增丁七十八名，人数虽少，但“革职后能实心任事”，特升为三等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吴裕原管壮丁二百二十名，三年增丁一百六十名，人口增加甚多，升为三等甲喇章京。高鸿忠原管壮丁六百零七名，减丁一百二十八名；张士彦原管壮丁八百一十四名，八年减了一百六十九名……各罚银一百两，高拱极原管壮丁二百六十八名，竟减丁一百五十一名，给予“革职为民”的严重处罚，还有其他官吏也因减丁受到处分《清太宗实录》，卷2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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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体恤民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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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从思想到法令制度，对“民生”问题做了明确规定，有助于澄清吏治，缓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使整个社会出现较为安定的局面，这对于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统一事业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
二、富民有方
太宗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富人更富，穷人也富，各安其生的社会。正像他说的：“抚有疆域，得臻富贵，欲与兄弟子侄及庶民共享安乐。”《东华录》，天聪十年八月。在一个存在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社会里，他的理想是自相矛盾的，理想与现实矛盾更大，他是永远也不会实现这个理想的，穷困消除不了，当然就不可能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安乐。尽管这样，太宗在主观上作了颇大的努力，作了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情。
太宗认为，百姓致富之道根本在农桑。要做到人人有饭吃，不穷困，乃至富裕起来，首先必须经营好土地，多打粮食。他说：“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清太宗实录》，卷61，5~6页。，国家储备粮食为的是“备荒而养穷民”；积蓄财帛马匹为的是“为国而赏有功之人”《清太宗实录》，卷34，26页。。因为长期与明朝交战，多次进关，掠取了数以千万计的财帛，每个参加掠夺的将士都从中分得了一份，生活渐至富有起来。这在他们看来，掠夺总比耕种要省力气得多。所以他们宁肯上战场冒死抢夺，也不习惯于从事农业生产。太宗为此常常批评他们中某些人轻农桑重钱财的思想：“岂可恃俘获以为生计！”俘获、掠夺不是生活的可靠来源，更不是致富的主要途径，“厚生之道，全在勤治农桑耳。”《清太宗实录》，卷65，5~8页。多罗豫郡王多铎也正确地认识到，不论国家有多大事，“总以农务为急，农务克勤，则庶民衣食丰足。”《清太宗实录》，卷64，17页。虽然在统治集团中还存在着轻农桑的倾向，但总的来说，太宗重农致富的思想已占主导地位。
尽管如此大力提倡“勤治农桑”，生财致富，事实上大多数人仍无法避免穷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穷富日见悬殊，是当时社会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太宗针对这种情况，把政策的着重点放在扶持贫困而抑制富者敛财暴富，力图使贫富平均。他实行以富养贫的措施，让富人出钱或出人来资助贫困。第一，没有耕种土地又无存粮的，如有兄弟，可以求其帮助，互为依靠。没有兄弟，就由所在的牛录中的“殷实有粮者养之”《东华录》，天聪元年六月。。第二，凡无牛不能耕种的贫民，可将土地托付给“有力之家”即富人代为耕种，在农时季节，指令一些官员“各往本牛录屯庄，查勘田土锄垦与否，如有弃而未锄者，可拨工助之。”《清太宗实录》，卷61，5页。第三，在对国家负担义务方面，规定“一切徭役”应摊派给“有力者”，不许“累及贫民”《清太宗实录》，卷13，4页。。太宗实行的另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钱捐助穷人，改善他们的穷困境况。太宗在位期间，这种办法实行过多次。天聪二年（1628年）三月，他发下一道谕旨：“国人贫乏无妻室者，可给银，令娶。”他从国库中拨出一批白银，分赐给这些穷困的人《东华录》，天聪二年三月。。天聪六年（1632年）初，兵部贝勒岳托建议，凡俘获或来归的明朝一品官，可将诸贝勒之女配给为妻；二品官，可将诸大臣之女配给为妻，并由国库出钱供给生活需要。归降的明兵，则将汉民女子或寡妇配给为妻，国家各赐给农服。太宗接受了这一建议《东华录》，天聪六年正月。。崇德二年（1637年）八月，太宗听说驻防开城的博尔惠牛录中有兄弟两人没有妻室，便召集诸王贝勒大臣说：“现在各处俘获的妇女很多，而这兄弟两人还没成家，你们也不报告。自今以后，务要查清各牛录无妻室的，都要给妻室，善加抚恤。几年来，归附的越来越多，如果不能抚恤穷困，还怎么能吸引别人来归？你们可以把我的话传达给众官。”《东华录》，崇德二年八月。次年，太宗召见大学士希福等人说：因为得到“天”的护佑，各国臣服，都享受富贵。但我国还有穷人，他们没有妻室，没有马匹，此时不加恩养还等待什么时候恩养呢？如果吝惜财物不肯恩养他们，那么要这些财物还有什么用《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接着，他又给新旧归附的满洲、蒙古、汉人发下谕旨说：“你们中有家贫不能娶妻、当兵买不起马的，允许你们向本牛录章京陈述，牛录章京则报告给固山额真，固山额真再转呈本王、贝勒、贝子，他们应将无妻者配给妻子，无马的给马。如果你们有困难，就向朕奏明，朕予以解决。但牛录章京、固山额真隐瞒实情不报，就拿他们是问。如果已报知本王、贝勒、贝子仍不给无妻之人配给妻室，允许你们赴户部陈述，无马之人赴兵部陈述，新投来的蒙古人无妻无马的，允许赴理藩院陈述，该部承政即应详问本人，然后再告知本王、贝勒、贝子，他们应收容恩养，否则即来朕处奏明，应该给妻奴的，就给妻奴，该给马匹的就给马匹，不该给的即打发走，朕亦不加罪。朕现在公开发布这道诏令让你们都知道，你们如畏惧不敢说自己穷困，那只好自认穷困，朕也就无法得知。”《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太宗一再强调要给穷困无妻室的人配给妻室，无马的赐给马匹，使这些穷人各有所归，目的是培植奴役对象，避免他们到处流浪、逃亡，引起社会不安，甚至被迫“作乱”，危及清政权的巩固。当时从明朝或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俘虏来的，以及归顺的人很多，他们来时一无所有，如不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势必会造成社会的尖锐矛盾。太宗深知这个问题的迫切性，迅速采取措施，力图使他们安心居住下来，实现“男耕女织”的安定的生活局面。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政权，而且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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