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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全传_孙文良/李治亭【完结】(123)

  诸王、贝勒、大臣读了太宗的信,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太宗“多采纳之”《东华录》,天聪五年三月。。

  七月间,太宗又召集他们,当面说:你们诸贝勒大臣见到朕的过错,即应极力劝谏。人谁能无过?比如,议论国事时,你们竟互相夸诩鹰犬,还说笑话,这不也是过错吗?有过,贵在能改,为什么要避讳呢?你们应当以检查自己的过错来规劝朕的过错,这才是正确的《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

  在汉官们的建议下,太宗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都察院官。该机构的职责,专事监察国家政令、法制、制度执行情况,检举百官的言行过错。但太宗指令他们要首先监督他的言行,随时进行批评。他对新任命的都察院官员们说:朕或奢侈无度,误杀功臣;或者逸乐畋猎,荒于酒色,不理政事;或者抛弃忠良重用奸宄之人,罢黜升迁不当,你们都要“直谏无隐”。诸贝勒如废弃他们的本职事务,贪图货财偷安,或朝会时轻佻傲慢,部臣忍耐不揭发,你们要指名参奏。六部断事偏见,错谬以至审判迟缓,你们要查明报告。明朝陋习,像你们这个衙门也是贿赂的主要场所。务要互相检查提防,除了挟私仇诬告好人要加罪外,你们的章奏是对的,朕即同意实行,所说是错的,朕也不加罪,一定不叫被弹劾者与你们当面对质,至于平民百姓有些小过错,不必报告,可以进行教育,然后释放《东华录》,崇德元年五月。。

  太宗强调,群臣要注意发现他在处理政事上的大的问题即带有原则性的错误,并且要马上给他提出来。六月二十四日,他来到清宁宫,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奏道:有一奴仆告主,情节属实,将原告拨与他人为奴。太宗说:这类事固然应该报告,但你们这些大臣不应该只注意这些小事奏报,今后凡朕有错以及亲王以下坏法乱纪,还有平民百姓中以邪道惑众的,都应不时地来报告。如果只讲些细小的事而遗漏“其大”的,这就不是忠直的表现。祖可法回答说:臣等“惟皇上是惧”,其余还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一有情况就向皇上报告。张存仁不同意他的说法,反驳说:你这句话说得不对。忠直为国之臣,就是在皇上面前也要“犯颜直谏”,何况其他人呢!太宗说:对。一个人果真正直,虽天地鬼神也不敢动他,而做君主的怎么能剥夺他《东华录》,崇德元年六月。?

  太宗求言心切,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诸王、贝勒、群臣监察他的过错,只要接见他们议论国政时,总要提到给他提意见,他们不提,太宗还批评他们。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他对群臣说:现在正是我国兴隆之时,你们固山额真大臣也正加意治理国家,共立功名。朕与王、贝勒、贝子所行,为何没有一个人直接指出得失?以前,因为你们不能治理军队、私藏财物等,曾给予处分过,可曾有因为“直谏”而给你们加上罪名的吗?你们见好的不喜悦,见过错不责备,等他犯了罪,才群起而共议罪状,这都是你们中仿效诈伪,以为与己无关才这样做的。见贤人不荐举,见不善的不斥退,闭口不言,隐藏自己,这哪里是大臣治国之道?见到贤人而不举,见不善而不说,那么贤人怎么能得到鼓励?不肖之人又怎么能受到惩罚?如见到贤人即便是仇人也应感到高兴,必加推举;见不善的人就是自己的姻戚也必须惩治,不能宽恕。这才是真正竭力为国之大臣。你们中有因战功被任命固山和六部承政的,也有虽无战功但办事公正的被提拔重用,怎么能一朝富贵就忘了公直呢?名为大臣,上不能为国,下不能为民,国家怎么能用这种人为臣《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

  太宗还引用历史的经验来教育、鼓励他们敢于给自己提意见。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太宗新任命了一批议政大臣,在议论为政之道时,他又说到给自己提意见,举了林丹汗亡国的教训,他说:“太公曰:‘闲居静处而诽时俗,非吾民也。’朕观察林丹汗不道,以至于亡国,没听说过他的臣属有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不行正道的。日后,朕可能有失德之处,你们要当面谏劝,想想因为谏诤的原因而受到斥责的有谁?降职、革职的有谁?你们还怕什么不敢面诤?倘若劝谏,朕不听,那不是你们的过错。如事前不能谏,事后却追究其君主的过失,议论国事种种不对,这哪里是做人臣应该做的呢?”《东华录》,崇德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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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开诚布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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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宗认为,一经发现有错误,要马上提出劝谏,不要在错误造成之前,不但不劝,而在事后却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评头品足,非议种种国事,好像一切与己无关,这就不是正确的态度。一句话,要防患于未然,消灭错误于萌芽状态之中。

  从清太宗的这些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鼓励群臣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它同样表现了太宗豁达大度,开诚布公。他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一姓大业的成败,整个国家的兴衰。因此他把群臣劝谏一事看得极为重要,时时提出这个问题,多方督促和鼓励他们敢于当面向他提出不同意见,监督自己的言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太宗能不能正确看待自己。他既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完人”,也不把自己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他认为自己就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感情的人,失误、过错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像他说的,“人孰能无过?”人与人之间所不同的是,有“过,贵能改”。所以他又说:“朕思人有全德者少,但虑不尽心耳。”《东华录》,天聪七年十月。世上具备“全德”的人极少,差别仅仅在于办每一件事时是否做到了“尽心”,只要“尽心”去办,就会成功,同时也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反之,就会一事无成,那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人。太宗的这些思想是他“勤政”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的人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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