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即位后，袁崇焕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的战略《明史》，卷259，“袁崇焕传”。。议和作为一种策略，崇祯并不反对。他说：“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一句话，议和是明朝对后金战守的一种辅助手段。后来，崇祯连这个策略手段也不要了，指示：“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此字缺)片字。”《明清史料》，甲编。极力反对议和。
从后金方面来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毫无诚意议和。经过群臣讨论，太宗认识到，和谈对后金有利，它不只是个权宜之计，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他要通过和谈，稳定局势，取得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如达成协议，从明朝获取大量物资财富，就会有助于增强后金的国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撕毁协议，兴兵伐明，一举成功。这就是以和谈的手段来达到“自固”的战略目标。因此太宗和谈的心情尤为迫切，也显得心诚意坚。为了诱使明朝上钩，他一再让步，明确表示，他可以去天聪年号，奉明朝为正朔，接受封典，讲和礼物从减，等等。他只坚持一个条件，即保留他的辽东地盘，余无他求。但是，明朝不是北宋，它始终以宋金议和为戒，决不上太宗的当。结果，谈了三年，双方信使往来十余次，信件交换频繁，毫无点滴进展。尽管如此，太宗一直把和谈当作一面旗帜高举着，一面进行战争，一面要求明朝与他和谈。明朝越是不理睬，他越是高唱和谈，表明他伐明是不得已之举，以争取政治上主动，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自袁崇焕死后，崇祯下令，有敢言和者死。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谈论议和的事。到了崇祯末期，明朝亡在旦夕，他们才不得不找上门去，要求与清议和，但为时已晚。清朝的力量已变得空前强大，它无须在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身上多费唇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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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朝鲜结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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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兄弟”之盟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自古就结成了极为友好的关系。数千年间，不管两国的历代王朝如何更迭，都不曾改变彼此间的联系，加上两国山水贯通，这种天然的与历史的渊源，就使两国真正成为唇齿相依的兄弟之邦。明朝建立后，李氏朝鲜同中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万历年间，中朝联合作战，才制止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此役发生在壬辰年(1592年)，故史称壬辰战争。从此这两个国家更加友好，更加亲近。可以说，在努尔哈赤起兵前后，中朝间不存在任何争端问题。
到了明中叶以后，建州女真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一方强大的割据势力，同明朝展开了频繁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处在后金与明朝两强之间的朝鲜，十分为难。由于朝鲜与明朝长期交好，同时它也受到了努尔哈赤的一些骚扰，所以朝鲜在明与后金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到明朝一边。它完全赞成和执行明对后金的一系列政策，还从军事、经济上给明朝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三年，1619年)，明朝发动四路大军进攻后金，朝鲜派兵前往助战。明朝惨败，全部朝鲜兵包括它的都元帅姜弘立等将官都投降了后金。
朝鲜同明朝一样，视新起的满族人为“夷”，鄙视他们，在《李朝实录》中，称他们为“野人”、“贼”、“虏”、“挞子”、“女真小丑”，称努尔哈赤为“奴贼”、“奴酋”等等。不承认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合法地位。有一次，朝鲜派一名官员叫郑忠信的，到辽东了解“贼情”，与“诸酋”辩论。努尔哈赤说：“你们国每每称我为贼，这是为什么？”郑回答说：“你有盗天下之心，不是贼又是什么？”“诸酋”大笑。郑回国对人说：“是虏将为天下患，何但我国忧也！”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1。
努尔哈赤深知朝鲜对后金不怀好意，把它列为后金的三大敌国之一。当时，他专力对付明朝，尚无暇顾及朝鲜，便采取拉拢、缓和的政策，希望朝鲜脱离明朝。还以萨尔浒战役为例，朝鲜虽然参加明军打后金，努尔哈赤却不嫉恨。姜弘立率军投降，他“待以宾礼，五日小宴，十日大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4页。，十分隆重。同时，他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这次发兵助明，非出本心，不过是报壬辰援朝之恩情，可以谅解。听说大明想叫他们的子侄统治我们两个国家，辱人太甚。今王是想我们两国同仇大明呢？还是认为既已助明不忍背叛呢？愿闻其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4页。。不久，朝鲜国王委托平安道观察使朴烨代他致书努尔哈赤，说：“惟我两国俱是帝(指明朝)臣，同事天朝者二百年于兹。不图近者建州与明朝构衅，兵连祸结，以致生民涂炭，四邻多垒，岂但邻国之不幸，其在贵国，亦非好事。天朝之于我国，犹父母之于子也，父之有命，子敢不从乎？大义所在，不得不然。而事在既往，今不及言之。……自今以后，复怀好音，偕至大道，则天朝宠绥之典不日诞降。两国各守封疆，相修旧好，岂不美哉！”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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