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派兵部参政超哈尔、谭拜等率兵替换多尔衮军，传去一道谕旨：令多尔衮等率军至辽河，驻营舍利塔，不许进城，等候他的处置。多尔衮率军到舍利塔后，向太宗做了报告。太宗马上派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调查多尔衮等违令的事实，并分别训斥诸王贝勒：“睿亲王（多尔衮），朕加爱于你，超过诸子弟，良马鲜衣美馔，赏赐独厚。所以如此加恩，是因为你勤劳围攻，恪遵朕命。今于围敌紧要之时，离城远驻，遣兵回家，违命如此，朕怎能再加信任！肃亲王豪格，你同在军营，明知睿亲王失计，为何缄默静听，竟然听从他的话？阿巴泰、杜度、硕托，你们为何对此漠不相关？听任睿亲王所为，是也说是，非也说非，遇之如路人，视之如秦越呢？硕托，你曾获罪，朕屡次宽大，你却徒具虚名，不思效忠！”
范文程等传达完上述指示，多尔衮、豪格、硕托等人申诉遣兵士回家是为了“修治盔甲、器械，牧养马匹”，说些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范文程一行返回盛京，将调查结果上报。太宗一听，益发生气，说：“此皆巧饰之辞！……仍敢于欺朕！可令伊等自议其罪。”范文程一行又回到多尔衮处，传达太宗谕旨。多尔衮不再辩解，首先认罪：“不逼近锦州，遣兵回家，轻违谕旨，致误锦州不得速破。我即总握兵柄，将所属之兵，议遣返家之时，倡言由我，遣发由我，悖旨之罪甚重，应死。”豪格说；“睿亲王，王也，我亦王也。但因睿亲王系叔父，所以令握兵柄耳，彼既失计，我合随行，罪亦应死。”其次议定杜度、阿巴泰、罗托、硕托、屯济等均削去爵位，各罚银两若干。再次固山额真阿山、潭泰、叶克舒都参赞军务，应处死。以下涉及各级将官三十四人都分别议罪。范文程一行又回盛京，将处理结果报告，请示太宗批准。太宗决定，凡死罪均免死，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降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剥夺两牛录户口；和硕肃亲王豪格降为郡王，罚银八千两，剥夺一牛录户口；阿巴泰、杜度各罚银二千两；罗托、硕托、屯济、潭泰、阿山、叶克舒各罚银一千两……多尔衮以下各将官纳完罚银，太宗始许他们入城。他们想进宫谢恩，太宗不允，只得在大清门外谢恩重罪轻处。
过了几天，多尔衮等都到议政衙门办公，太宗又详问围锦州时各军驻兵地，比原先调查的情况更严重，不由得气往上冲，当即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刚林等传他的话：“尔等（多尔衮等）在外，意图安寝，离城远驻，既求休息，疾速还家，且归安寝可耳！”将多尔衮逐出议政衙门，撵他们回家，不准上朝视事。
此事僵持到四月初。七日这天，太宗召见范文程、刚林等进清宁宫，面授指示，说：“你们可召集获罪的诸王贝勒大臣到笃政殿前，传达朕的命令，叫他们各入衙署办事，不可怠惰。不许他们入大清门，如遇朕出门，也不许随行。朕并非厌恶他们，不令见面，但他们来见朕，朕无话可问，他们也无话可答。朕将托何辞问询，他们又托何辞来回答？假若静默无言相对，那就太没意思了。”范文程、刚林劝道：“获罪诸王贝勒都是皇上子弟，既已训诫而宽恕，还是叫他们入朝，未知可否”太宗摇头不允。范文程等按太宗指示，向多尔衮等传达了他的原话，多尔衮等奏道：“一切惟上命是听，臣等有何辞可对？”说完，都到自己的衙门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多尔衮等托范文程、刚林说情，太宗才允许他们进大清门，入朝办事，但不许他们搞徒具虚名的“谢恩”这类仪式。
清太宗执法之严酷，虽权贵不饶，于此可见一斑。诸王贝勒不得不俯首听命，慑于这位大清皇帝个人的权威之下。太宗对自己要求也严格，率先执行法令。天聪五年（1631年）二月，制定仪仗制，自他以下，诸王贝勒出门都按规定排列仪仗队，违例者罚羊。不久，太宗到他几个儿子避痘的住所看望，去时未排列仪仗队，礼部启心郎祁充格以违例罚羊的规定告知巴克什达海，他马上向太宗报告。太宗认错、认罚，将羊付给礼部，说：“朕非忘具仪仗也，以往避痘处故不用耳。然不传谕礼部贝勒，诚朕之过，朕若废法，谁复奉法？此羊尔部可收之。”《东华录》，天聪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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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巩固皇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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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面对势力雄厚的权贵们，之所以毫不畏惧，敢于斗争，是他在当时摆出秉公执法的姿态，包括本人在内，一视同仁，表现出他是为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击和抑制诸王大臣的势力的进一步增长，从而提高和巩固他的皇权的集中统一。
三、南面独尊
清太宗即位，既非受父亲遗命，亦非因为年龄居长而当立。他是接受以代善为首的诸兄弟子侄的拥戴才登上汗位的。作为既成事实和回报，太宗对负有拥戴之功的三大贝勒即他的三位兄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极为优礼；每当朝会、盛大庆典、宴餐、与群臣见面时，太宗都把三个哥哥摆在与自己的同等地位——居南面并列而坐，俨然如四汗。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礼，而太宗免去三大贝勒的君臣礼，只行兄弟之礼。太宗如此相待，一方面包含了对兄长的尊敬与感激；另方面也含有某种程度的畏惧之意。就诸王贝勒的实力而言，三大贝勒最为雄厚。代善掌握正红旗、镶红旗，阿敏掌握正白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八旗是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他们掌握一旗到两旗的八旗军队、人口及土地财产，就是一个国家中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实权派。太祖在世时，他们与太宗并列为国中“四大贝勒”，其地位均排列在太宗之前。当时，太祖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制度，他们与太宗共同参与政务。太祖去世后，继续实行这种制度，太宗不得不与三大贝勒及其他旗主贝勒共议国政，凡事不能自专。他们为了本旗和自身的权益，自行其是，甚至以拥戴之功，要求太宗给予更多的权利。太宗处处受到诸王贝勒的“掣肘”，遇事总是迁就。例如，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太宗率军征明，行军至中途，代善、莽古尔泰竟让诸贝勒大臣停在外面，两人进御幄力阻进军，以“劳师袭远”为兵家所忌，要太宗班师。太宗左右为难，一时竟不敢做主，默坐营帐中，闷闷不乐。为了实行既定的作战计划，清太宗动员起岳托、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说你们既然知道这次行军有如此诸多不利，为什么缄默不语，使我远涉至此。清太宗的激将法点燃了岳托等人忠君的热忱，他们表示支持和拥护太宗，反过来向代善、莽古尔泰施加压力，二人被迫改变主意，太宗才得以下令继续进军《清太宗实录》，卷5，24~26页。。由此可见，三大贝勒及诸贝勒具有左右局势的实力和影响。所以，太宗“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这种八旗旗主联合主政的体制，造成皇权分散、王权独立，太宗与诸王贝勒主要是与三大贝勒的矛盾和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太宗初立，只能暂时维持这种共同主政的局面。但他逐步采取实际步骤，不断削弱直至消除各种对立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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