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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加速满族社会进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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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收东北各边区少数民族加入满洲共同体的同时，还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汉族加入。太祖进入辽东后，汉族同满洲建立了最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同明朝交战中俘获了大批汉族官兵，还有自愿来降来归的，他们多半被编入八旗满洲，时间一久，他们中有些人就自报为满族。后金建国后，并不禁止满汉通婚，因而在统治集团，在底层平民中，两个民族通婚的现象颇为普遍，与满族结婚的汉族男女中就有的成为满族，而他们的后代也多从属于满族。因为当时满族是一个统治民族，汉族中一些人倒向满族一边是很自然的事。
很清楚，满族的形成与扩大的过程，也就是满洲、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与各民族融合的过程。由于有各民族加入，这就打破了原先基本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界限，而增加了非血缘的成分，从而使满族无论在人数上和质量上都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天聪九年（1635年），太宗正式宣布更定族名为满洲，显示了她以新的姿态屹立于祖国东北。
应当指出，在东北边区各民族加入满族共同体后，原部族名像虎尔哈、瓦尔喀、东海渥集等自此便消失了。太宗虽然把各族大量人口迁往盛京等地，但他还规定留下一部分仍居本地。这留下的部分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如赫哲、鄂伦春、达斡尔等都是未并入满族的部分成为一个民族。太宗及其后继者将他们按姓氏（喀喇）和村屯（噶珊）为单位，编入户籍，“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清朝文献通考》，卷271，“舆地”3。并按规定向清朝“朝贡”即缴纳赋税，充分体现了民族的独立存在和地方统归于中央的隶属关系。
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后金（清）的社会经济是适应满族社会发展，并继明朝的黑暗统治之后，在长期战争残破的基础上进行重建而恢复发展起来的。
作为后金（清）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辽东地区，具有沃野之饶，山川之利，河海之便，经历代王朝不断开发，已成为东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有明一代，它是“九边”重镇之一为防患蒙古，明开国以来，沿北部列镇屯兵，先后开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陕西，合称“九镇”或“九边”。，护卫“神京”的藩屏。明朝在这里大规模屯田，以军屯、民屯两种形式，广泛开发土地资源，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例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收成粮食五十三万石，永乐十年（1412年）增至七十一万余石。显见粮食充裕，不仅可供本地区十余万驻军，而且支援关内陈仁锡：《无梦园集》，“辽屯原额”。。最富庶的辽阳地区，“岁有余羡，数千里阡陌相连，屯堡相望”《辽阳县志》，卷1。。有一首诗，内中描述了这种景况：
既筑边防固，仍修沟险洪。汙莱成沃土，戍卒且农工。顿觉民生厚，适当吾道隆。……李辅：《全辽志》，卷6，“艺文”下。
粮食丰足，边防安静，人口迅速增长，社会上展现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有诗为证：
日照千门物色新，雪消山郭静风尘。闾阎处处闻萧鼓，辽海城头也有春。
又有一首诗唱道：
东土春深花亦然，家家耒耜出城边。麦禾浪逐春风起，谷种报随时雨连。尽说今农胜往社，不将旧负典新田。……李辅：《全辽志》，卷6，“艺文”下。
那时，军民安堵，各务本业，视辽东为“乐土”。自明中叶以后，政治日益黑暗，守边将吏腐败，屯田荒废，辽东每况愈下，转入衰败之中。而建州女真的兴起，连年与明朝争战，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衰败的趋势。继萨尔浒战役之后，努尔哈赤发起了辽沈战役，整个辽东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蹂躏。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一年内，十余万人死亡，“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号。”“方军散之日，辽沈数城，放声大哭，惟各抱头携手，收拾包裹，待贼至（指后金兵）而去耳。”熊廷弼：《经略疏牍》，卷1，“再请敕关防疏”。辽阳一带“民间粮草已被（明）军马吃尽，耕种已是无力，田土已是抛荒。”《经略疏牍》，卷2，“钱粮缺乏至极疏”。“锦州、义州、右屯有可屯之田而无人垦；盖州、复州有可铸之矿而无人开；金州、海州、三岔河口有无限之鱼盐而无人收其利。”陈仁锡：《无梦园集》，“屯政”。战争迅速摧毁了辽东的经济，到处呈现出一幅残破的景象。为躲避战祸，生者蜂拥出逃，一处处城镇，一处处村寨，顷刻之间变得空无一人。他们有的逃向辽南，有的进关，又有相当一批人口逃入朝鲜或接近朝鲜的一些海岛，“前后数十万口”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1。。“辽民祸奴（指后金）者十之八九，仅存者不足十分之一”。《无梦园集》，“屯政”。
辽东警报传出以来，战争持续了四五年，辽东人口骤减，土地大量荒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相继采取措施，力图重振残破不堪的经济，首先是恢复农业生产。女真原是以渔猎为生的民族，但努尔哈赤出生的建州女真早在他以前的几代，就已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有个朝鲜人叫李民，他于天命四年（1619年）在萨尔浒战役中被俘，囚于努尔哈赤的家乡今辽宁省新宾县，目睹了这里农业的盛况，说：“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李民：《建州闻见录》。努尔哈赤也说：“吾世世祖居耕种之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7页。显见农业早已在建州女真社会中发展起来。他起兵后，一向重视农业生产，把发展农业生产提到治国的首要地位。建国前，他已认识到“我国素无积储，虽得人畜何以为生？无论不足以养所得人畜，即本国之民且待毙矣”。因此，提出“务农事，裕积贮”的方针，命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在旷野之处屯田耕种，造仓积粮，并设仓官十六员，执事人员八名，执掌粮食出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8页。。进入辽沈的第一年（1621年），他就宣布“计丁授田”的法令，规定将辽海地区闲弃的土地三十万日（每日合六亩，总计一百八十万亩）“分给驻扎该处之军士，以免闲废。其该处人民之田，仍令其就地耕耘”，又规定每一男丁给田地六日，以五日种粮，一日种棉。乞丐、僧人也都分配田地，“务使尽力耕作”金梁：《满洲秘档》，56页。。这一措施对恢复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把满族社会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移植到封建化高度发展的辽沈地区，虽行通一时，却不能持久。他把从战争中俘获的大量汉人和朝鲜人变成奴隶，还有因债务关系而破产的满族自由民“诸申”下降为奴隶，统称“阿哈”（满语，汉译为家内的奴仆），他们被迫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供养汗及其宗室、八旗将吏等奴隶主贵族，也就是努尔哈赤说的“仆所事之农业与主共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11页。。广大的阿哈在奴隶制度下，缺乏生产的积极性，经常逃亡，甚至举行武装暴动，来反抗奴隶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因此，到努尔哈赤晚年，虽说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但后金社会充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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