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CEO，坚持散财聚人的原则，出手大方，到处网罗人才。各行各业的人，只要有利用价值的，他都愿意重金收买。为了表现出礼贤下士周公吐哺的姿态，吴三桂甚至对一些地方上的小官也亲自接见，可见其野心之大。许多人才纷纷聚集到吴三桂的府上，吴三桂还让他们签卖身契，你为我服务多久，我给你多少钱，是特别有经济头脑的一个人。
耿精忠和尚可喜也纷纷模仿吴三桂，只是他们没有吴三桂那么财大气粗而已。如此庞大的开支，如果仅仅依靠朝廷的俸禄和兵饷肯定是不够的，事实上，三藩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大多数经济活动违法了帝国的法律，比如私设赋税、霸占津口、收购物品等等。
三藩的存在严重地侵害了帝国的利益，而且不光是利益，简直就危及帝国的存亡，所以把三藩比作帝国身体上的三颗肿瘤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康熙削藩虽然本质上是狡兔死走狗烹，但确实是专制时代不得不做的一件安邦大事。
假戏真做
众人十柴火焰高，三藩的气焰一天比一天灼人，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说实话，在深宫里长大的康熙是指挥不动这些大军阀的，藩镇势力一旦坐大，便会犯上作乱，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常识。对于熟读史书的康熙来说，不用别人提醒他也知道藩镇对于国家的危害。
削藩固然是帝王所渴望，但是削藩是一项高技术的危险活，搞不好连自己的性命、帝国的前途都要搭进去。康熙这么年轻的一个帝王能够完成这项高难度技术活吗？
康熙十二年（1673年），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康熙不顾群臣的极力反对，一意孤行要撤藩。这是康熙一生中做出的最错误的决策，尽管后来不少拍马屁的人认为康熙圣明，这些人是以成败论英雄，看到康熙最后削藩成功，大家纷纷拍马屁。
公正地说，康熙削藩是非常冒失的，正如国外学者评价，削藩差点葬送了整个大清帝国，虽然最后叛乱被平定，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八年来民不聊生，死伤枕借。削藩的行为是没有错的，错就错在没有选好时机，没有采取正确的手段。
我们还是来看看整个事情的经过吧！
早在康熙六年之前，御史大夫杨素蕴等人就弹劾吴三桂擅权不法，不过当时清廷慑于吴三桂的权势，非但没有对吴三桂采取手段，反而重罚弹劾的官吏，安抚吴三桂。
事实上，在四大辅臣辅政时期，清廷就已逐步削弱三藩权力。吴三桂在征讨云贵的时候，为了方便统一调度，顺治授予他“大将军印”。吴三桂平定云南后，按照规定应该上交，但是吴三桂却迟迟不交。后来，还是大臣找到吴应熊，对这个驸马说：“以前，永历在缅甸那边闹事。所以才给你父亲一个将军印，为的是方便他调度。现在天下已定，你父亲还留着这东西，到底是何居心？”
吴应熊一听，显然是朝廷派这个大臣来向自己讨将军印的，连忙飞书一封给父亲。吴三桂无奈之下，忍痛归还将军印。
让康熙无法容忍的是，吴三桂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置关税，圈占土地，掠夺人口，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三藩就像大清国养的三头老虎，这三头老虎不但不做事，反而消耗庞大，以顺治十七年为例，清廷的财政收入是两千六百万两，光云南一省就要九百万两。《圣武记》中说：“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
三藩凭什么开口要这么多钱呢？主要是用于军饷。三藩在边疆故意制造战火连天、天下还未平定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三藩的一种策略。
当年，经略洪承畴来到云南的时候，吴三桂请教他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回答说：“不要让云南一日太平，只有天天出乱子，你才能保住地位扩充势力。”洪承畴一语道破法门，让吴三桂受益匪浅。
三藩将儿子送到京城入侍，实际上是做人质，表示忠心。康熙表面上也给予他们优厚地位，招他们为驸马，提升他们的爵位。康熙七年，提拔吴应熊等人为太子太傅。这样一来，清廷的一些机密消息很快就传到三藩那里，这是清廷之前没有想到的。而且，三藩之间也互相联姻，将利益关系联系得更紧密。
康熙十年（1671年）正月，靖南王耿继茂上疏说自己旧病复发，没有能力处理军务，希望把这个职位交给长子耿精忠。康熙想了想，准许耿精忠接管军务。同年十一月，尚可喜也上疏请求让长子尚之信接替自己。这些康熙都准许了，为了安定三藩的心，他还不断派人给三藩送去贵重物品。
三藩都是老江湖了，康熙的这些做法当然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内心深处，三藩对康熙是极为不信任的，他们相信兔死狗烹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现在只是酝酿而已。
在三藩中，尚可喜可以说是最想明哲保身的一个人。早在顺治十年的时候，他就以东西平定自己又有病为借口，提出解兵养老。顺治很奇怪，他居然挽留他，劝他“不必遽以病情”。顺治十二年，尚可喜又提出想回辽东故地养老。顺治又不同意，当然当时广东的局势还没有稳定，还需要尚可喜压住局面。
从尚可喜三番两次的表现看，说明他内心深处非常担心有朝一日遭遇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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