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一个人，就会让一个人愉悦快乐，愉悦快乐就会从善——康熙这个逻辑实在有失一代明君的水平。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有人举报步军统领托合齐等人在东宫违法聚会，听到这个消息，年老的康熙身子晃了晃。有人说，太子在家里宴请客人很正常的事情啊，康熙不至于反应这么强烈吧！如果太子宴请的是文人雅士，饮酒赋诗还可以理解。但太子宴请的是军政要人，这是康熙无法容忍的，他再一次感到手中的权杖亮起了红灯。一个老年人是脆弱的，一个老年的皇帝对皇权尤其敏感，哪怕是自己的爱子，他也未必放心。
康熙心想，就算太子安分守己，他的党羽中只怕会有奸诈之人怂恿他做大逆不道的事情。兵部尚书耿额以前就是索额图派系里的，现在他跟太子走这么近，会不会吹耳边风，让太子为索额图复仇。想起这些，康熙不寒而栗。
多疑是人性的痼疾，康熙既然怀疑到了耿额和整个太子党，不管有无实据，定要先下手为强。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对太子党展开了清洗，将耿额、齐世武、鄂鄯等人抓了起来，托合齐很机警，他一闻情况不对，立即主动提出辞职。但托合齐最后还是被抓了起来，病死狱中，死后被康熙挫骨扬灰——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一般都是威胁到康熙的皇权，或者康熙自认为皇权被威胁了。
齐世武死得更惨，康熙对待他拿出了罗马人的残暴，将他钉在墙上，齐世武在墙上哀嚎几天后死去。康熙用对付吴三桂、噶尔丹的残忍来对付这些没有犯明显错误的大臣，可见其内心深处对皇权已经形成了病态的依赖，以及对任何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惧和警惕，哪怕这个人是自己最喜爱的儿子。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再次被废。再次废掉太子，康熙显得特别从容，应付自如，他说：“朕第一次废黜太子的时候，感到痛心疾首，但这一次不会了，朕觉得泰然自若。”
最后康熙下了一道死命令：“以后如果有人说胤礽改邪归正，请求复立的话，推出去斩首。”
尽管如此，康熙仍然对储位真空感到烦心，这意味着诸皇子又要开始白热化的竞争了。从努尔哈赤开始，清朝所有的皇帝都对立储一事感觉焦心，康熙也没能逃脱这个规律。归根结底，还是个人倾向跟客观事实的矛盾，立储中考虑的因素太多，互相牵制。
太子被廢后几个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上疏说立储是国本，请求皇帝再立一个太子。康熙对此感到烦心，敷衍道：“立储是大事，朕怎么会不知道？但事关重大，也不能随随便便就立一个。”
为了让大臣们心服，康熙还援引历史说：“本朝自开国以来就没有立储的先例，太祖皇帝生前没有立太子，太宗皇帝也没有。在前朝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宋仁宗三十年没有立太子，不立太子也没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汉唐的那些太子，如果太子年幼，还没什么事情。只要太子年长，周围总会聚集一帮宵小之徒，搞不好就会闹出一点事情来。”
皇权就像一个放大镜，将人性自私丑陋的一面放大许多倍，所以，在太子这事情上不能把错误完全推到太子身上。至于，太子是否真像史书记载的那么不可救药，也不能完全相信，里面应该有渲染的成分。当然，太子自身做得不够好，应该也是事实。
康熙似乎不想再立太子了，在所有皇子中，八阿哥地位很低，但似乎深得人心，连裕亲王福全生前都说他好话。如果立其他阿哥为太子，大臣们不服的肯定很多。但康熙是肯定不会立八阿哥为太子的，对于抢自己风头的人他一向不欣赏。
但是储位孤悬，皇子们都垂涎三尺，就连两度被废的胤礽都仍然不甘心，想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康熙本人似乎也产生了一点点后悔之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会试题目是“放太甲于桐宫”，太甲是商朝的太子，因为暴虐无道被伊尹软禁在桐宫，三年后，太甲洗心革面，后来又被迎接回来复立为太子。康熙出这么个题目，很多人猜测他可能想再度复立胤礽。
胤礽本人大概也听说了这事，很希望康熙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康熙五十四年，准噶尔部落再次闹事，康熙决定派兵征讨。得知此事后，胤礽想利用这个机会摆脱困境。他趁医生给自己看病的机会，用矾水写信，交给医生，希望他转交给正红旗的都统，让他保奏自己为大将军，带兵出征。结果，医生出宫的时候被搜查出来，胤礽的梦想泡汤。
“朱天保”上奏之密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二十日，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朱天保的人给康熙上了一道奏折，看完这道奏折，康熙的反应非常强烈，他居然想动刀杀人。
这究竟是一道什么奏折呢？居然让颇有修养的康熙大动肝火。说来，这事还跟太子案有关，朱天保在奏折中说：“二阿哥性本仁孝，虽然因为思想作风的问题被废，但这些过失都是因为小人的唆使，如果将他身边的奸佞都罢免，那么二阿哥潜在的仁德就会彰显出来。”
康熙看完这道奏折，很生气。晚年的康熙神经比较敏感，他立即把朱天保召过来质问。
康熙问道：“你在奏折中说二阿哥仁孝，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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