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乾隆的兽性被激发起来时，这条龙并不比雍正更温柔，是的，雍正，你真的没必要担心，安息吧！
在没有法治的年代，拨乱反正几乎是那些深受不白之冤的人唯一的出路。
第一个吸引乾隆注意力的人是杨名时，杨名时在当时名气颇大，不仅官声清廉，也是个理学内行。大家知道，乾隆很钦佩那些有学问品格又高的人，像杨名时这样在雍正朝承受不白之冤的人，他是不会错过的。
在乾隆召回杨名时之前，杨名时以戴罪之身在昆明待了七年，当乾隆发出一道上谕：“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皇父在京时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对政治敏感的人立即意识到，政治的风向标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政治风气即将到来。
那么，杨名时究竟是怎么得罪了勐龙雍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提到雍正朝的名臣李卫。在大家印象中，李卫是个勇敢任事的好官，敢做敢当，不畏权贵。这些看法都对，但不是李卫的全部。李卫也是人，也有阴暗的一面。全祖望、卢文昭、彭绍升这些人说杨名时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李卫在背后说他坏话，在雍正朝的密折中确实可以发现李卫中伤杨名时的奏折。李卫用了诸如“徇私”“欺罔”这些词语，并没有罗列杨名时不法的证据，这就给人党同伐异的感觉。
杨名时被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跟雍正唱对台戏，雍正打算一展身手，挽救数千年的吏治颓风，杨名时却不买账，经常批评时政。
雍正四年七月，也就是李卫打小报告后的两个月，雍正降了一道谕旨，指责以杨名时为首的五位督抚虽然名声不错操守还行，但是做事八面玲珑，四面讨好，总想做“好好先生”。雍正号召这些人向勇于任事、雷厉风行的田文镜和李卫等人学习。杨名时如果能认识到“错误”，“虚心”向田文镜、李卫等人学习，可能后来就不会挨整，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心气甚高的杨名时做不到，他公开对上谕进行反驳，还含沙射影地讽刺田文镜、李卫这些人。可想而知，雍正有多愤怒，他痛斥杨名时死不悔改还嘴硬。雍正从杨名时的反驳中感觉到他对自己的不满，从此以后对杨名时的印象跌到谷底。雍正五年，他对鄂尔泰说：“杨名时这个人太可恶了，朕五年来对他以诚相待，没想到他狼子野心还不改，丝毫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朕整治科甲积弊的时候，杨名时挺身而出，居然充当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一字一言含讥带讽。”
雍正对杨名时恨得咬牙切齿之时，痛骂道：“杨名时这种人不过是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跟今天的意思不同，光棍意指无学问无品德），简直是个名教罪人，国家害虫。如果不灭了他嚣张气焰，科甲的积弊就没法改了。”
在这个关系前途性命的时刻，杨名时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不小心把前任总督高其倬密折奏请的内容写进题本里，李卫也犯过这种错误，不过雍正认为他本性粗心。杨名时这么做，雍正认为他是故意的，不尊重自己，立即下旨说杨名时对密折制度不满，故意泄露密折内容，这样的人实在是怙恶不悛，罪该万死。
后来，雍正派人去云南调查杨名时，名为调查，实为罗织罪名。杨名时也识时务，干脆什么都认了，唯独不认“巧诈居心”，这是杨名时的基本信念，诚实是他作为一个理学家的信仰。由于杨名时对这条罪状不接受，刑部便奏请将杨名时“斩监候”，雍正当然不会蠢到把他斩首，只好退让，他不认就算了，反正其他罪名也很多。
由于杨名时实属正义凛然的官员，在正义面前，权力的黑手有时也不得不退让。但雍正绝对不甘心退得狼狈，最后演变成胶着状态，让杨名时一直以戴罪之身待在云南。
公道自在人心，杨名时的案子无疑是个冤案，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即使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人们不敢公开说出来，但大家心里自有一杆秤。乾隆在宫中念书时，曾经问恩师蔡世远，杨名时是个什么样的人。蔡世远直截了当地说：“这时代心里还存有尧舜君民之道的人，只有杨名时一个人而已。”
蔡世远是对乾隆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老师。乾隆曾回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三个老师，第一个是奠定自己基础知识的福隆翰老师，另一个是引导他领悟儒学真谛的朱轼老师，还有就是让他精通理学学以致用的蔡世远老师。
乾隆即位之后，立即为杨名时平反，随后，谢济世、李绂、蔡珽等人的冤案也纷纷得以昭雪。
谢济世是个御史，他获罪是因为参奏宠臣田文镜，御史的本职工作就是弹劾人，本来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幸的是，谢济世弹劾的内容跟李绂参奏的内容很相似，以至于雍正认为他们是有预谋有组织地攻击田文镜。那么，蔡珽又是怎么卷进来的呢？蔡珽是李绂的推荐人，雍正有理由怀疑蔡珽是谢济世和李绂的幕后主使。
雍正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自负的人有一个极大的缺点：不相信自己是错的，认为自己的判断力是准确的。雍正也不管事情真相如何，便开始着手整谢济世、李绂、蔡珽等人，刑部通常都不是按法律办事，主要是按皇帝的意志办事。跟往常一样，刑部拟定对这几人斩立决，然后雍正照例没有批准，显示特别宽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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