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元年初一，七十六岁的杨名时病逝，乾隆赞扬他“学问纯正，品行端方”，追加太子太傅头衔，谥号“文定”。
杨名时去世后，政治气氛已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乾隆第一次让李绂尝到了苦味是因为保举进士之事，李绂这个人特别爱才，推举人才这事让他很兴奋，结果李绂推荐了一大堆，还让同僚跟着自己一起保举。
不知为何，乾隆对此很不高兴，觉得李绂这个人爱慕虚名，指责了他几句。李绂随后回奏说：“老臣多言滋事，今天蒙圣上教诲，以后一定永远不再妄言。”乾隆回答说：“你这不是妄言，而是妄举。朕即位以来，从来没有因为哪个臣子‘妄言’而加以处分，你这么说是企图避重就轻，降二级以示警戒。”
乾隆八年，李绂请求告老还乡，乾隆问他：“你还有没有什么要上奏的？”李绂说：“慎终如始。”七年后，李绂在家乡临川逝世，乾隆对此非常冷淡，连个谥号都懒得给他。
接着来说说谢济世，他的命运也不比李绂好。有一段时间，谢济世负责重新编纂《大学注》《中庸疏》等书，删去了曾经被雍正指为“怨诽”的文字，并说自己是遵古本，不遵程朱。结果，乾隆大怒，让他掂量自己几斤几两，骂他跟程朱有云泥之别。
乾隆二年，谢济世上书建议乾隆“去邪勿疑”“出令勿贰”，乾隆听了，逆耳得很，指责他废话一大篇。谢济世没想到，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明君变得越来越专断独裁了，这对一个御史来说真是一场悲剧。
乾隆二年，劝谏的人越来越少了，谢济世压抑得厉害，居然斗胆劝谏，还说正因为半年以来没人进言，自己不能跟着别人一样沉默。不用说，谢济世又触了逆鳞，乾隆痛骂他上奏的言论怪诞支离，分明是想通过攻击君主博取名声，居心阴险简直是国家的害虫。
谢济世快崩溃了，在崩溃之前他作出了一个明智的抉择，请求乾隆允许自己回家照顾老母。乾隆心想，苍蝇走了也好，至少可以清净许多。乾隆让他担任湖南粮储道，换句话说，就近照顾老母，不断你的工作，继续拿薪水。
尽管远离了京城，谢济世还是没有远离麻烦，湖南巡抚蒋溥跟谢济世有私怨，向乾隆告发谢济世在湖南私自刊印自己注的《大学注》和《中庸疏》。乾隆以诋毁程朱的罪名，要对谢济世进行惩罚，不过好名的乾隆又说自己从来不以文字罪人，只要谢济世把书烧毁就行。
谢济世死于乾隆二十年，在死之前乾隆准备整他，幸好那时谢济世已经垂垂老矣，还没逮捕，就已经撒手人寰。
谢济世死后十三年，风波还没有消停，受齐周华“逆书案”的牵连，在谢济世的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梅庄杂着》。乾隆看过该书后说：“如果谢济世还活着，朕一定将他明正典刑。”
这就是御史谢济世寄予厚望的明君乾隆。明君如同明星，只是一种光环，谢济世也许永远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第三章 收十父亲遗留下来的摊子
乾隆了解到张照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而不是解决麻烦的人，便将他调回京城，任命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
边疆难题
雍正猝然离世，虽然给乾隆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局面，但也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新皇帝，战争绝对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乾隆也意识到这点，他对大臣说：“现在最紧要的事情莫过于对苗疆用兵。”
西南民族问题是历朝历代执政者都关心的问题，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这些少数民族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酋长制和中央集权的结合，有点民族自治的味道。土司相当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职位可以世袭，但必须听从中央政府的指挥，除了要缴纳规定的税收之外，还得听从号令，以便得到中央政府赐予的爵位和名号，有了这些，土司的统治才是合法的。
土司制度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对于这些地方的人民来说，他们不仅要承受中央政府的剥削，还得承受土司的剥削，一般来说，土司的盘剥比中央政府更厉害。由于土司是封闭地区的小霸王，只要他们不作乱，中央政府一般不管制他们。贵州地方上的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时人记载，苛捐杂税是汉人的十倍以上。
不同土司之间，往往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力大打出手，结果导致这一带动荡不安，天灾人祸频发。在明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缓和这些地方的矛盾，削弱土司权力，由中央派遣官员直接治理。
雍正上台之后，对西南少数民族也非常重视，曾派遣鄂尔泰、哈元生等将军前往西南，征剿并用。然后，雍正在这里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什么是改土归流政策呢？其实这是个简写的词语，全称是改土司制为流官制，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土司的特权，从而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从政治和经济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然，雍正的这个做法还能起到瓦解地方势力的作用，消弭帝国内不安定的因素。
你要拿掉土司的饭碗和权力，土司当然不会答应，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和中央政权反抗，但是必要的挣扎还是会有的。雍正从不指望土司们会乖乖听话，所以他让鄂尔泰率领重兵，以武力推行这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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