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正因为孙嘉淦敢于直谏的名声，有人居然冒充他的奏折辱骂当今皇上。乾隆当然知道他是清白的，也告诉他不必担心。但孙嘉淦自己害怕啊，他怕这事迟早会牵累到自己，是啊，这个歹徒为什么谁都不冒充偏偏冒充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自己这次恐怕难逃惩罚了，就这样，孙嘉淦越想越怕，时间一长，居然惊吓而死。这太荒唐了，也毁了他从前胆大的名声，可见，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一个大臣的胆子是真正胆大的，即便是魏征，未尝不是提着脑袋跟唐太宗上班。
孙嘉淦能被吓死，说明这稿子的内容绝对“惊天地泣鬼神”，但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无法知道，因为乾隆已经把相关资料全部销毁了。根据乾隆审理这个案子时在大臣们奏折上的朱批来看，伪稿无非是说乾隆失德，有十大过等等，伪稿还为被乾隆冤杀的张广泗鸣冤。
贵州巡抚终于查到线索，伪稿是从一个叫谭永福的商人那里抄出来的。乾隆十六年六月，四川人谭永福到贵州做生意，经过安顺的时候，他对人说自己身上有一份新闻，就这么传开了。根据谭永福的交代，他是跟自己的伙计在云南的一家商号信丰行发现这个奏稿的。线索到了信丰行，信丰行的人说他们是从江西人朱醒庵那里得到底稿的。朱醒庵说是他的同乡从湖北人陈俊臣那里得到底稿的。
湖北官员兴师动众审判陈俊臣，让他们失望的是，陈俊臣也不是伪造稿子的元凶。官员们顺藤摸瓜，摸到了江西一个叫“天一堂”的铺子。江西巡抚舒格终于查出了元凶，不过这个结果让乾隆非常窝火，因为案子的元凶居然是一个名叫罗哲文的死人。
乾隆不甘心啊，所谓死无对证，查到死人头上万事大吉，自己不白给人骂了吗？乾隆开始思考，会不会是孙嘉淦得罪了什么人，有人故意报复他呢？循着这个思路去查，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
到了九月，直隶、四川、山东、甘肃、江西、河南、江苏、福建……都在传抄这个稿子，连京城都在传，甚至蒙古王公都看到了伪稿。真是越禁传播的速度越快，三个月后已经捉拿了两百八十多个传抄的犯人，但真正的元凶仍然不知道是谁。
眼看这个案子牵连得越来越大，一些顾全大局的大臣上书请求乾隆终止这个案子，释放株连的人众。御史书成首先上书，乾隆得知后暴跳如雷，其他事情上他可以宽恕，但是涉及自己，乾隆反应非常剧烈，他痛骂书成身为满洲人，却说出大逆不道丧心病狂的话，竟然纵容社会上的人辱骂君主。乾隆愤怒地将书成革职，没多久，侍郎钱陈群也上书请求他终止此案。乾隆又把他痛骂一顿，愤怒地表示，绝对不会停止追查此事。
这一次乾隆是被真正激怒了，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孙嘉淦为何被吓死。
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了，乾隆决定公开缉拿要犯，号召各地官员先放下手头工作，把缉拿伪稿元凶当成头等大事。经过一年半的追查，因这个案子受牵连的人已经达到上千人，十几名办事不力的督抚大员受到惩罚。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但元凶还是没有找到。
乾隆只好把气撒在官员身上，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西巡抚鄂昌都受到了处分，被乾隆当面责骂。官员们人人自危，朝野上下鸡犬不宁。
十七年底，出现了一个新的线索，江西巡抚鄂容安缉拿了传抄伪稿的千总卢鲁生父子。乾隆让鄂容安把他们押到京城审问。军机大臣经过审讯得知，卢鲁生是从南昌守备刘时达那里得到原稿的。根据刘时达的供词，他们并不是伪稿的源头，稿子的源头在江苏。
最奇怪的是，没过多久，卢鲁生就推翻原供，“承认”稿子就是自己伪造的，表示愿意认罪伏法。案子就这么结了，卢鲁生被判凌迟，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斩。除了查抄官员按律法处置外，其他株连之人全部释放。
乾隆为什么要匆匆结案呢？他真的相信卢鲁生是元凶吗？乾隆是何等精明的人，他知道这个案子再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所以指示军机大臣逼迫卢鲁生承认自己就是元凶，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好终止这起惊天大案。
真正的元凶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最关键的是乾隆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这起案子，震慑了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
两个不要命的疯子
在现代社会疯子杀人理论上都是无罪的，如果说疯子说了什么疯话，大家都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别人是疯子，跟疯子计较岂不是代表自己也是疯子。然而，在封建社会，专制政府比疯子还疯，一个疯子说了几句狂悖的话，居然要置之死地。
乾隆十六年，山西巡抚阿思哈抓获了一个叫王肇基的人，这个人既没偷什么，又没抢什么，只不过说了一些胡话。但是，阿思哈却比抓到盗贼更加警惕，亲自审问他。其实，这个王肇基并不是什么疯子，不过是个穷酸秀才，想当官想发财想疯了。
皇太后万寿，他胡诌了一首诗歌颂皇太后，想谋个一官半职。他把这首诗投给山西汾州府的衙门，想让衙门的人给自己推荐个一官半职干干。
同知图桑阿本拿到诗一看，发现全是阿谀之词，阿谀倒没问题，拍马屁也是好的，但关键要阿对地方、拍到点子上。王肇基万万没有想到，谋官不成，反而惹祸。他在诗歌下面附了一段评论，正是这段评论要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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