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文字狱是在徐述夔书籍出版十四年后爆发的，究竟是如何引起乾隆的注意呢？
原来徐述夔的家乡有几个望族，徐家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跟蔡家的关系很不好。两家经常闹矛盾，对簿公堂。乾隆四十二年，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去世，蔡家这时想赎回以前卖给徐家的田。徐怀祖曾经花了两千四百两银子从蔡家买了几顷的土地，当时是公平交易，愿买愿卖。
没想到蔡耘的堂兄蔡嘉树考上监生后，忽然要赎回田地，借口这块地里有他们家的祖坟。赎回也没问题，出价要合理，但蔡家只肯出九百六十两。不升值也就算了，你还贬值，谁卖啊！徐怀祖的儿子徐食田和徐食书很为难，他知道这是蔡家故意要敲诈他们。
蔡家在这个时候敲诈不仅仅是因为徐怀祖过世，更主要的是乾隆的禁书政策越来越严厉。蔡嘉树看过徐述夔的书，知道里面有文章可做。所以他威胁徐家，如果不把田让给自己，就告官。
徐食田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觉得与其被蔡嘉树勒索要挟，不如主动将祖父的作品呈给官府。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有据可依的，乾隆颁布了谕旨，只要在两年的限期内交出禁书，可以免掉私藏禁书的罪名。
蔡嘉树敲诈不成，岂肯罢休，便去东台县县衙告发徐述夔书中有悖逆的话。县令不敢做主，立即送到江苏书局。江苏书局那边又把书退回来了，让他们标上“违碍”的句子。与此同时，东台县县令在判徐蔡两家的官司，把有祖坟的十亩田拨给蔡家。但蔡嘉树仍不满足，这距离他的期望还有距离，他甚至认为县令偏袒徐家，准备一举将徐家和县令一起告倒。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蔡嘉树直接跑到江宁布政使衙门去告状。布政使官员陶易也不是傻子，了解整个案情后，他认为是蔡嘉树想低价赎回田地，没有得逞后故意报复；徐食田在规定时间内交出了禁书，理应免罪。陶易对蔡嘉树的行为非常鄙视，还在他的告发信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陶易知道蔡嘉树是个卑鄙小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便让幕僚陆琰去处理这件事。陆琰比陶易的性情更耿直，他给蔡嘉树发出了一个警告：“写书的人如果在诗句中有疑似悖逆的文字，却没有实际悖逆的行为，那么，这个检举作者的人要判处诬告罪。”实际上是警告蔡嘉树及时收手。
扬州知府谢启昆后来才得知此事，说实话，他是胆战心惊的。虽说陶易是他的上司，但他做官时间比陶易要长，知道文字的问题不能这么随便处理。本来，徐家已经把书在规定时间内交出去，蔡嘉树是无事生非，案子可以轻松了结。但这事千万不能让乾隆知道了，乾隆对文字向来是宁紧勿松的。
它又是如何变成一个惊天大案呢？这还得从我们喜闻乐见的宰相刘罗锅说起。
刘罗锅干的好事
扬州衙门本来是想快点了解案子，不想也不敢惊动乾隆。没想到，乾隆居然知道了，这个惊动乾隆的人便是刘罗锅刘墉。刘墉当时在江苏担任学政，一个门生送给他一本《一柱楼诗》和沈德潜写的《徐述夔传》。
刘墉是个非常忠心的奴才，他收到这本书后，立即上报给乾隆。乾隆拿到诗集，很快就读完了。诗写得还不错嘛，乾隆心想，但是里面愤激的话太多了，这个徐述夔是不是生前吃了火药。乾隆告诉刘墉，如果这个徐述夔还活着，一定得好好惩罚他，他的孙子徐食田是在别人告发后才把书交出，也应该治罪，沈德潜不知好歹，为他作传，本来也该治罪，看他已经去世，就算了吧。
乾隆刚开始时也没想要大惊小怪，不过江苏巡抚杨魁给他一个奏折后，一切都变了。杨魁把蔡嘉树告状的过程添油加醋地复述了一遍，他说徐食田贿赂官吏，阻挠蔡嘉树告发。乾隆愤怒了，他让人把徐食田押到京城。
署理两江总督萨载火上浇油，极力怂恿乾隆把这个案子搞大，将徐述夔开棺戮尸。乾隆同意，将这个案子定为“罪大恶极”的逆案。乾隆其实是想把这个案子搞成一场政治运动，通过禁书达到思想改造和震慑官员的目的。
乾隆根本不给江苏官员们解释的机会，立即下令把布政使陶易、扬州知府谢启昆等人革职，押到京城审讯。
帝王心黑似洞
乾隆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不是没有考虑到其中可能另有隐情，也就是说徐食田很可能是冤枉的。徐食田确实是在别人告发之前就把书呈交官府，但杨魁和萨载的奏折都说是告发后才送上去的。
乾隆想，如果徐食田在告发之前就呈交逆书，那么陶易判决蔡嘉树诬陷罪也是合理的，扬州知府谢启昆也是照章办事。没什么可指责的，唯一的罪犯就是蔡嘉树了。但是，这么一来，乾隆想震慑天下官员和百姓的政治目的就达不到了。
乾隆决定先让人弄清事实，事实出来后，乾隆很失望，原来徐食田真是被冤枉的，蔡嘉树确实是一个无赖。现在是应该处死好人，还是惩罚无赖，相信是个正常人都不难做出判断。
可惜，乾隆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帝王，在他心里有一个深深的黑洞，黑洞一旦张开嘴，所有良知和道德都会被吸进去，剩下的只有个人的欲望。
宁可故意杀掉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只有这样才能稳固江山。令人气愤的是，蔡嘉树最后也承认自己是诬告，乾隆要拿起屠刀还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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