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铺户蒋得明，伙同罪犯十次加入犯罪活动；谢兴邦、商曾祺都是犯罪团体的骨干人员。这些人全部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
由于涉案官员太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根据他们的情节轻重，嘉庆酌情给予相应的处罚。
接下来我们看看嘉庆是如何处罚那些渎职的官员的。
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苏楞额和工部侍郎阿明阿二人，主持工部事务，然而对于蔡永受等人的文印信屡次签发却毫无觉察，过失严重，苏楞额被革去工部尚书的职务。阿明阿七次失察，过失更重，不仅被革职，而且要发配到热河做苦工。
工部尚书德瑛六次失察，三次在伪造文印上签字，而且调查发现，德瑛一些日常工作的行文竟然让儿子代劳，革去太子少保头衔，降为工部侍郎。后来，干脆让他退休。
大学士总理户部禄康六次失察，革去太子少保头衔，降为协办大学士，任户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长麟也有失察之处，加上他本身有眼疾，但这个不能成为失察的借口，所以免去协办大学士的职位。
内务府大臣兼工部尚书英和、常福两人失察两次，降为三品顶戴，八年后复职。
内务府大臣和世泰，拔去花翎，降三级留任。
大学士兼管三库事务的费淳虽然没有直接的失察地方，但在工部和内务府任职时间相当长，所以革去官衔，降为侍郎。
工部尚书温布在工部任职最久，承担的责任也最大，工部的许多弊端都是从他开始，本应对他严厉处置，但因为他已病故，故不再议罪。
看到没有，嘉庆为了整顿吏治，连死人也揪出来特批。后人评价嘉庆庸弱守成，一点没错，虽然上面的处罚还算有力度，但执行起来嘉庆就手软了。真正判刑的时候又从宽减刑，按照嘉庆的意思是，涉案官员太多，如果真的从重惩罚，反而对工部冲击很大，而且处罚他们后，他们处于闲散状态，以后复职的话就更加懈怠。
这些理由全都是借口，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嘉庆性格中致命的弱点：庸弱。这就是他不能整饬吏治的根本原因。
第七章 紧锁的大门
在嘉庆时期，天朝大国虽然在不断衰落，但是心态仍旧是天朝大国。对于任何来华的使团，清廷都称之为贡臣和贡使。嘉庆虽然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庸弱的守成之主，但是对待像暹罗、朝鲜、安南、缅甸、廓尔喀和琉璃这样的小国，完全是一副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姿态。
来自海外的威胁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跟以往任何朝代都不一样。当西方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清王朝却仍旧在封建统治的困惑中打转，嘉庆就是处于这种困惑中最典型的皇帝，他不明白吏治何以这么难整饬。他绞尽脑汁，始终没有考虑到可能是制度出了问题，他从不怀疑圣王之道。
然而，无情的现实即将告诉清王朝一个真理：圣王之道已经行不通，何况圣王是中国帝王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有极少数帝王才能做到内圣外王。可是，当资本主义大潮蔓延整个世界时，即便成为一个圣王，似乎也很难拯救一个国家的命运。
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在圣王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制度。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清兵入关，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都比不上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李自成造反只不过是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中的一个例子，清兵入关也不过是暴力集团发展壮大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并无任何特别之处。而资产阶级革命却宣告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新的思潮、新的制度正悄然崛起。
当乾隆陶醉在十全武功中时，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工业革命。当乾嘉还在纠结于吏治腐败时，北美殖民地爆发了独立革命；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宣言》，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推翻封建君主专制。
对这一切，嘉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嘉庆时期，天朝大国虽然在不断衰落，但是心态仍旧是天朝大国。对于任何来华的使团，清廷都称之为贡臣和贡使。嘉庆虽然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庸弱的守成之主，但是对待像暹罗、朝鲜、安南、缅甸、廓尔喀和琉璃这样的小国，完全是一副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中国充当西方文化使者的最开始都是一些传教士，顺治对西方传教士采取宽容政策，康熙前期继承了顺治的政策，后来因为罗马教皇的强硬态度，康熙下令在中国取缔天主教。从康熙开始，清廷就一直禁止天主教。嘉庆继承了先辈的政策，严禁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当然，像宗教这种东西肯定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对此，嘉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嘉庆年间，还是有三次查禁西洋教的高潮。对嘉庆来说，这不仅是秉承祖制，也是维护国体。嘉庆多少意识到，西洋教传播的这些东西对于自己的统治是不利的，尤其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思想，很有杀伤力。
在对外贸易方面，嘉庆采取了相当保守的姿态，闭关锁国似乎不是嘉庆的错，不过是继承“祖训”而已。嘉庆绝对有权力改变政策，但他没有这么做，最主要是没有意识到“对外开放”的好处。但即使明知好处多多，如果对帝国有风险的话，相信以嘉庆的性格也不会“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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