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2月11日，英法总局宣布解除一切封锁，英国人和法国人可以在广州自由贸易。
战事到这里，英国和法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本来可以避免升级。但咸丰肯定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他让骆秉章秘密去广东，联系各地官员，组织几万人的乡勇，将英法联军赶出广州城，然后清政府可以出面调停夷人和民人之间的矛盾。咸丰的想法很简单，我们人多怕他干啥，老百姓闹起来，我们政府就可以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这又是传统智慧。
传统智慧不是不好，但咸丰死搬教条，且不说乡勇根本不是联军的对手。就说你把两国之间的矛盾转化为英军跟广东人民的矛盾，然后自己再充当中间人，这不是发神经吗？
团练虽然组织起来了，但大家一直没有进攻，中国人都聪明，谁也不愿意充当咸丰的炮灰。
更奇特的是，广州战争爆发后，两江总督何桂清主动跟英国人联系，说广州打仗不关我们的事啊，就拿上海来说，跟你们外国人的关系很好啊，我们一切照旧吧，该贸易的贸易，该喝酒的喝酒，该泡妞的泡妞。
何桂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咸丰，咸丰也点头批准。咸丰的思维是这样的，出了问题就要丢卒保帅，广州既然出事了，就不能蔓延，他恨不得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叶名琛一个人头上。闽浙总督王懿德也效法何桂清，跟洋人通气，希望和睦相处。
洋人有好处，自然不折腾。所以，历史奇特的一幕出现了，广州是交战区，其他地方却歌舞升平，尤其是上海，十里洋场一片繁华。上海甚至成为英法舰队的中转站和基地，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看不到的。
好像这场战争不是英国和中国的战争，而仅仅是英国与广州的战争，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者威风八面地来到天津大沽口，他们要清政府六天之内派钦差大臣来谈判，否则将……
此时，咸丰又求助于传统权术，他让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临行前，面授机宜。他告诉谭廷襄，我们要尽量把这四国分化瓦解，让他们互相斗起来，对俄国要友好一点，告诉他们不要帮助他们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同时答应多开放两个通商港口；对美国呢，要想办法羁縻，美国毕竟没有参战，没那么可恶，如果美国提出的条件不过分，可以答应他们；对英国和法国口气要狠一点，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蛮横。
咸丰本想分化四国，结果毫不管用。咸丰没办法，只好换一套招数，实行两手政策。一方面对他们的要求完全拒绝，只同意酌量减少点关税，另一方面又要谭廷襄避免决裂。谭廷襄也是人，怎么可能既拒绝别人，又让别人心平气和。
谭廷襄都快疯了，心想横竖不如战死，咸丰又警告他，千万不可开战。
看到谈判没希望，四国决定攻占大沽口，还是用武力说话。1858年5月20日，英法两国发出最后通牒，让清军两个小时以内交出大沽口，清军不同意。两个小时后，英法联军就占领了大沽口炮台。
5月26日，天津沦陷。5月30日，英法联军再次发出威胁，要求清廷立即派出全权大使谈判，否则将进攻北京。
听到这个消息，咸丰吓坏了。大沽炮台是清军北方海口兵力最强的一个炮台，守军有三千人，后来咸丰又增派了六千人。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落入洋鬼子的手中呢？
咸丰万万没有料到洋鬼子的火力会这么勐，他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让他这次给洋鬼子一点甜头尝尝，不能再过分强硬。
不久，惠亲王绵愉建议咸丰派耆英去谈判，咸丰秘密召见耆英，让他前去天津，协助谈判。
咸丰所以这么做，还是中国的传统智慧，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耆英是有名的妥协派，让妥协派做好人，让强硬派做坏人，希望能捞点便宜。
结果，他又失望了，咸丰真悲催，他辛苦那么多年，学到的知识全派不上用场。耆英很悲剧，洋鬼子们也看透了他，知道他这个人表面妥协，其实是敷衍人。所以，耆英到了会场后，洋鬼子对他破口大骂。一个老年人承受这种侮辱，情何以堪，耆英差点晕倒。两天后，他就返回北京。
跟美国和俄国还好打交道，签了天津条约后，他们也消停了不少。倒是英法的态度非常强硬，英方提出了五十六条条款，并告诉桂良一字都不能修改。咸丰听说英国这么强硬，也逼急了，准备决裂开战。
桂良是个明白人，他知道真开战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大清很可能完蛋，就私自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
桂良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咸丰，并对他说，现在没办法了，只能用委曲求全的方式顾全大局。咸丰无奈，只好在条约下签了“依议”二字。
公使驻京问题
条约签订之后，咸丰的内心深受伤害，一个受伤害的皇帝是需要拿人来发泄的，发泄对象自然是那些“办事不力”的大臣。
咸丰在宫中不停地发脾气，首先他把气撒到耆英的头上，痛骂耆英一顿后，让各部门给耆英议罪。恭亲王奕䜣主张将耆英定位绞监候，肃顺则主张立即正法。考虑几天后，咸丰决定让耆英自尽，耆英一死，咸丰心里好受了点。
除此之外，镇守天津的一些提督和都统也被判为绞监候，秋后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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