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本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可以自由销往中国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
六、为确保上述条款妥善执行，日军暂驻威海卫。
当《马关条约》的文件送到光绪桌面时，军机大臣们默然而立，光绪在屋里踱步，发出几声长叹，接着眼泪流出，痛苦地在上面签字。
签订《马关条约》后，光绪下了一道《罪己诏》，告诉全国人民：“朕实在是万不得已才求和，希望天下臣民能原谅朕。”
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危险的警示，它是世界向中国发出的讯号：“如果再不自强改革，就有亡国的危险。”
第七章 昙花一现的变法
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光绪还能容忍慈禧把持权力不放的话，现在他完全不能再忍受了。慈禧如果能把国家治理好，恋权就恋权吧，可如果她把持朝政把国家带向不归路，那是万万不行的。
变法这根救命稻草
甲午战争就像一场噩梦，噩梦虽然过去，阴影却持续笼罩在大清国的上空。
在这场噩梦中，受伤的是全国人民，受伤最深的还是光绪和李鸿章、袁世凯这些有强烈时代责任感的人。尤其是光绪，自中国战败后，日夜忧愤，既恨日本的强横野蛮，又恨自己不能控制朝政大权。
如果中国是败在西方列强的手下，光绪还能理解，但这次击败大清的是弹丸小国日本，在光绪的印象里，日本从来就不比中国强，怎么突然间就这么强大了？
光绪开始反省，他决不允许自己做亡国之君，所以必须要自强。光绪虽然天性有仁弱的一面，但骨子里是非常要强的。
甲午战争后，中国变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西方列强纷纷把魔爪伸向中国，不断在中国发展势力范围。面对这个局面，光绪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感中。为慈禧太后画像的美国女士卡尔这样描述当时的光绪：“之前光绪皇帝对国事没有太多的主张，而对于中国将来之进步，亦漠不关心……中日一战而后，中国割地赔款，莫大之耻辱，光绪皇帝如梦初觉，慨然以发愤自强为己任。故中日战前与战后的光绪皇帝，不啻判若两人。”
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光绪还能容忍慈禧把持权力不放的话，现在他完全不能再忍受了。慈禧如果能把国家治理好，恋权就恋权吧，可如果她把持朝政把国家带向不归路，那是万万不行的。
要救国图存必须变法，光绪一向怕慈禧，可这时一股强烈的责任感赐予了他莫大的勇气，但他还不敢直接向慈禧表达自己的心意，而是找到了慈禧的心腹奕劻，让他转告慈禧：“我不能做亡国之君，如果不能把权力交给我，我宁愿退位。”
光绪等于是向慈禧摊牌，如果不给我权力变法，这个皇帝我不做了。
慈禧虽然不愿意放权，到事到如今，自己搞得一团糟，再不放权就说不过去了。
无奈之下，慈禧只好点头，但她告诫光绪：“施行新政不是不可以，但不能违背祖宗的大法，再怎么改革，也要保证江山姓爱新觉罗。”
慈禧的真实意思是：“我可以让你搞新政，但你的所作所为必须在我的控制范围内。”
光绪的维新思想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影响，这里还得说说恭亲王奕，变法还没有开始，这个昔日主持洋务运动的领袖就去世了。晚年的奕变得较为保守，他对变法持相当慎重的态度，他知道光绪的变法太过激进，将来刹车可能有点困难，他担心变法变到最后，中国会变成民主共和国，而不再是爱新觉罗的江山。
就在这一年，奕去世了。这对维新派是个好事，但也是个重大的损失，如果有奕在，或许变法不会那么快收场。
1895年5月，康有为发动一千多个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变法图强，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当时保守派扣留了这份上书，康有为锲而不舍，又给光绪上了一道奏折。经过重重的阻力，这封信终于递到光绪的桌面。光绪看到康有为的奏折，如受电击。
康有为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举人，自幼被视为神童，没想到后来发展却很不顺利。没能步入仕途，康有为选择了教书，慢慢地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慕名跑来跟他学习，其中有一个叫梁启超的年轻人。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师徒二人都是一流宣传家，甲午战争后，在光绪的支持下，他们办了一份《万国公报》，这个报纸旨在宣传新思想。当时，袁世凯也是一个对新思想热血沸腾的人，他受清廷委托，正在主持练兵事宜，一步步掌握实权。
1897年，德国占领了胶州湾，康有为借着这个机会，再次上书请求变法，主张效法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进行剧烈的军政改革。康有为还强调，变法国家才能保全，不变法就会亡国，变得越彻底国家就越强，只变一点点仍然会亡国。
康有为还建议为了保证变法妥善执行，应该设立一个“制度局”，在制度局下面设立十二个分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
光绪想召见康有为，却被朝中守旧派大臣阻挠，根据清朝规矩，受皇帝召见的大臣必须四品以上。光绪无法，只好让总理衙门先接见康有为，接见康有为的是翁同和、李鸿章等人。翁同和是非常欣赏康有为的，他曾多次在光绪面前推荐康有为，说这个人的才能是自己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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