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访日，日本方面的接待不及第一次那么隆重，但也比较礼遇。6月22日，溥仪从长春出发，26日到达东京，日本天皇再次到东京车站迎接。29日，皇太后设宴招待溥仪。溥仪这次访日的目的主要是把“天照大神”接回东北，当成满洲国的大神供奉。
溥仪拿出吉冈安直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讲演稿，说“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满洲想把日照大神迎接到宗庙中供奉。裕仁表示，既然满洲国皇帝这么坚持，他也只好从命。随后，裕仁递给溥仪三件代表天照大神的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勾玉。还向溥仪介绍这三样东西的用途。
在回去的路上，溥仪终于哭了。当溥仪把这三件所谓的神器带回家时，全家人都禁不住大哭。日本人得寸进尺，让他更换祖宗，这对爱新觉罗的后代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溥仪在自传里写道：
自从我在旅顺屈服于板垣的压力以来，尽管我每一件举动都是对民族祖先的公开背叛，但那时我还有自己的纲常伦理，还有一套自我宽解的哲学：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举动看做是恢复祖业，对祖先尽责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解释成委曲求全之计，相信祖宗在天之灵必能谅解，且能暗中给予保护。可是现在，日本人逼我抛弃祖宗，调换祖宗，这是怎么也解释不过去的。
此后，溥仪要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定时祭奠“天照大神”，这对溥仪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每逢初一十五，溥仪都要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去祭祀。
1945年8月11日，溥仪逃离长春伪宫时，放火烧了这座让自己饱尝侮辱的神庙。
末代皇后婉容的凄婉一生
到东北后，婉容就逐渐失宠了。溥仪和婉容分居了，很少理婉容。
溥仪冷淡婉容的原因很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婉容逼走了文绣，还有一个原因是到东北后，溥仪的心理受到扭曲，而婉容似乎并没有理解他。到东北后，溥仪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傀儡，性格多疑残暴，整天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就是关在家里“打骂、算卦、吃药、害怕”。总之，溥仪没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在日本人面前溥仪唯唯诺诺不敢半点不敬，但是在房子里却写着：“日本人的气，还没有受够了吗？”
溥仪在自传中写到自己的状态，对此我们深表同情：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个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子，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来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个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女人是需要安慰的，溥仪这种状态显然无法安慰女人。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很需要婉容的精神支持，但是溥仪却没有感受到这些，婉容的表现非常任性，看到溥仪冷落自己，没有选择自强自爱，而是选择了自暴自弃。
1934年6月7日，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觐见溥仪和婉容，外界一直传言皇后有精神病，没想到婉容居然能出席招待雍仁的午宴，而且状态并不差。由此可见，婉容并非真有精神病，只不过是夫妻生活不和谐导致的结果。
1935年初，溥仪发现婉容怀孕了，立即断定婉容与人私通，因为溥仪知道自己患有不育症。其实在1931年从天津到大连的过程中，婉容的哥哥就为了私利把她卖给日本的军官。婉容怀孕后，恳求溥仪承认这个孩子，溥仪拒不承认这个孩子，但是同意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婉容的哥哥去抚养。在此之后，婉容就被打入了冷宫。溥仪还让人监视她，只允许她的两个妹妹见她。
溥仪甚至想废掉婉容，但由于日本方面不同意，他才作罢。
从此以后，婉容就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苦闷时抽大烟喝闷酒。每年只有春节和溥仪生日时，婉容才有机会见溥仪，不过还不能单独相处，仍有其他人在场。每次见面时，婉容都打扮得干净整洁，以求博得溥仪的欢心。
婉容的烟瘾很大，每天要抽二两鸦片，八十多支香烟。烟瘾犯了之后，婉容经常表现失态，有时候会穿着睡衣往外跑。但婉容精神正常的时候，还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两年后，婉容的青春美貌逐渐失去。1937年3月7日，溥仪三妹给溥仪写信，说婉容前后变化太大了，现在变得非常可怕。婉容经常用长发遮面，不敢给人看。到了伪满政权后期，婉容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境况非常凄惨。
当然，婉容也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毁了，曾经试图作出挣扎。她有两次争取“自由”的尝试，1932年4月，李顿代表团来到东北，婉容派人去大连见中国代表、调查团的顾问顾维钧，请求他帮助自己从长春逃走。顾维钧委婉地拒绝了她，并让人转告她，自己不过是个顾问，即使想救她，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1933年，婉容托赵欣伯的妻子向日本人请求去日本养病。婉容很委屈地对溥仪三妹说：“为什么别人有自由，偏偏我没有自由？”溥仪三妹说：“你是皇后，跟其他人不一样，不自由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以后的事情就知道了。”
果然正如溥仪三妹所说，婉容的反抗是不会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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