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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司马家_张朝炬【全三册完结】(219)

  有时候命运喜欢捉弄人,成功需要个人的努力,但同时运气的成分也很关键,运气在谁那边,谁就有可能获得胜利。就在刘曜驻守金谷的当天夜里,发生了一件很诡异的事: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士兵们突然醒来,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向身边的战友砍去。几万大军,如同集体发疯了一样,看上去很像敌军趁夜劫营,事实上,大营里连敌军的影子都没有,多人在睡梦中稀里糊涂的成了刀下鬼,那些活着四处疯砍着,他们的目标是每一个移动的物体,直到长矛刺穿自己的心脏为止,这种莫名其妙的厮杀在刘曜军中整整持续了一夜。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关于这种现象,军事上有个专用术语:“炸营”。军营重地,自古都是肃杀之处,古代军营里有“十七条五十四斩”,当兵的整天齐心吊胆地过日子,战场上要提防敌军,平时也要小心再小心,而这两者一旦叠加,如大战之前,或连续作战时期,这种恐惧就更加严重,人人生死未卜,今天还能说话,明天这个时候谁知道是否还活着。

  刘曜率军征战了大半生,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做好对将士心理的缓解工作,他所率士兵们平时的神经绷得都太紧了,看来部队文工团绝对是有必要的。否则在这种极度压抑的气氛下,每个人的心理防线都处在崩溃的边缘,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引发巨大的海啸,士兵们会突然变得疯狂,他们拿起武器,去攻击身边的每一个人。第二天清晨,营地里往往会出现遍地的尸体——心理学家把这种情形称为“集体催眠症”。军中出现“炸营”,刘曜非常恐惧,此乃不祥之兆,刘曜顾不上饿肚子的刘岳,赶紧把军队撤退到渑池,在当天夜里,前赵军中出现了第二次炸营。两次炸营,刘曜军损失过半,他几乎被吓破了胆,赶紧率军火速跑回了长安。这下刘岳彻底完蛋了,石虎攻破了石梁,端了刘岳的司令部,稍微带点军衔的都被押送到襄国,至于那九千俘虏,石虎效仿白起,全部活埋了,石虎一不抽烟,二不泡妞,生平最大爱好就是杀降。

  刘曜经过几次败仗后,元气大伤,前赵的实力也受到影响,面对他的老对手后赵的攻势,有点招架不住的趋势。于是接下去石勒所建立的后赵帝国开始大展神威,司、豫、徐、兖大部分划入后赵版图,后赵和东晋的地盘已经接住,两者只隔着一道淮河,之前祖逖苦心经营的中原南部地区再度沦陷。祖逖死后,其子祖约继承乃父北伐大业,可面对后赵的步步蚕食,却也无能为力,只能退保寿春(今安徽省六安市)。即便如此,石勒仍不满足,他要把东晋的势力彻底打回长江以南,有长江天险,石勒不能把东晋怎样,但压缩其生存空间则绰绰有余。

  66 后赵对东晋的威胁

  随着后赵咄咄逼人的攻势越来越强,东晋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一显著的危机,公元327年,后赵再次攻打寿春,上次攻打,石勒军还属于流寇性质,时过境迁,石勒这个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皇帝。后赵军的统帅是石聪,晋军的主帅祖约虽然随父征战多年,却连祖逖游击战的皮毛都没学会,大军压境,祖约所做的只是向建业发求救信,在是否出兵援救的问题上和派谁率兵的问题上,东晋朝廷发生了严重分歧。

  东晋自从定都建业以来,习惯了江南的水软风轻,对北方的腥风血雨再无兴趣,而且时间长了,皇帝有偏安一隅的想法,难怪有人会纳闷,寿春是东晋的领土,在出不出兵的问题上还用犹豫吗?我们回顾一下东晋建国以来对北方地区的态度:八王之乱中,司马睿好不容易才捡了条小命逃到南方,北方的杀戮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极不愿意再趟这个浑水,当初祖逖北伐,司马睿就只给了他一千兵,盔甲武器统统没有。司马绍在位时,单是一个王敦就够他折腾了,自然无暇北顾;更有甚者,戴渊把北伐军几乎全部带回了南方,王敦之乱虽然被平定,但这支军队再也没能回到中原,之后,东晋政局获得了极为短暂的稳定,司马绍一直有光复中原之意,无奈时不我与。

  难得一个有志向的东晋皇帝,只可惜寿命不长,在他的有生之年,既要面对北方胡人的进犯,又要肃清内部权臣的干政,还要经常光顾后宫培育下一代,实在是极不容易。公元325年,年仅二十七岁的司马绍身罹重病。这位皇帝在位四年,颇有中兴之志,他常以怀、愍二帝被掳的耻辱来激励自己,是一位雄才大略的青年皇帝,与司马炎非常相像。局势稍安,他把下一个施政目标定为收复中原。不幸的是,天不假年,心力交瘁的司马绍已经病入膏肓,此时已到弥留之际,司马绍强支病体,开始吩咐后事,他叫来了最信任的庾亮、温峤等人,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朕自知大限将近,卿等皆为国之栋梁,一定要好生辅佐太子,东宫年幼,尚不能理事,朝政大事还望卿等尽心处理;王敦之乱的根源在于南北士族不和,卿等务必吸取教训,抛弃门户之见,为国家选拔人才。朕受命于危难之际,却没能完成先帝的基业,实在无颜以对,光复中原全仰仗各位了!”

  总得来说,司马绍在位时间虽短,但他却是东晋极为出色的皇帝,在他的任内,做了许多让国家稳定富强的工作,临死前司马绍把太子司马衍郑重地交到了庾亮手上,再三嘱托,然后溘然长逝,谥号曰“明”。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中国的“谥号”制度。所谓“谥号”,就是用一个或两个字对皇帝的一生作出的评价,谥号的评定有很大学问。谥号制度形成于西周,一般为“子议父,君议臣”,但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开国君主一般为“太”,凡事无绝对,如汉高祖。这种制度到唐代武则天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皇帝生前为自己叠加谀字定谥;到明朝时,皇帝谥号已经发展到十六个字,清朝更甚,为二十二字,而最主要的那个字则由后人评定。在唐以前,谥号还是比较能评价一个皇帝一生的,至于具体评定办法:刚强直理曰“武”,经天纬地曰“文”,博文多能曰“献”,照临四方曰“明”,等等,褒贬大体分为三类:表扬,中庸,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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