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鸦片战争以前的赴美华工，只是零零星星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偶然性。严格来说，他们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侨民。他们同19世纪中叶，中国“门户开放”后被拐骗、强迫签订卖身契约的大批赴美华工还有本质上的差异。这就是说，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华工和契约华工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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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亚历山大·贝格：《不列颠哥伦比亚史》，第25页，多伦多，1894年。
②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七辑，第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二章 美洲的华工和契约华工
赴美华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赴美国的“赊单工”，另一种是赴拉丁美洲的契约华工。尽管其形式不同，但他们赴美的原因和遭遇，却几乎是相同的。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的东南沿海地区
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三邑”和“四邑”是我国最著名的侨乡。“三邑”是指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区的番禺、南海、顺德三县(今俱为县级市)；“四邑”是指仍属于珠江三角洲范围的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四县(今俱为县级市)。
为什么“三邑”和“四邑”成为著名的侨乡呢？这还要从鸦片战争谈起。
大家知道，1840、1856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都是在广东爆发的。广东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战后，英国又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政府勒索巨额赔款，而广东省就负担了赔款的70%。更有甚者，英国侵略者在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时，还逼迫清政府代表耆英口头同意：以后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此后，清政府一直遵守这一允诺。侵略者有恃无恐，源源不断地把鸦片输入中国，其中有3/5是以广州为销售市场①，使属于广州附近的“三邑”、“四邑”人民深受其害，生活更加恶化。
沉重的税收，毒品的泛滥，英国纺织品、铁制商品的流入，严重冲击了广东地区的广大农村和手工业经济；不断的社会动乱，更使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不聊生，许多人不得不远走他乡，出外谋生。正如美国史学家贡特·巴特指出的：“19世纪中期，社会混乱不安，迫使广东人不得不到海外谋生，以赡家活口。当时政治和经济都陷于无政府状态，村民只能担起保卫旧日美好生活的责任，离开他们的双亲、妻儿和亲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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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李春辉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第23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②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七辑，第7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二节 从掠夺华工到签订招工合同
中国大门被殖民者的炮火轰开以后，为殖民者直接、公开地大批掠夺中国的“苦力”创造了条件，在东南亚地区为新加坡建立的转买苦力的中心市场，被殖民者迅速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从过去零星的贩卖人口发展为大批华工被拐骗，贩往整个美洲。
1846年12月7日，英国经营苦力贸易的投机商德滴到达厦门，声称受西班牙政府之托，要在厦门建立西班牙领事馆。闽浙总督刘韵珂准其所请，德滴就在厦门开办为西班牙经营苦力贸易的大德记洋行——卖人行。为了囚禁拐骗到的华工，大德记洋行在厦门海关附近设立了大巴拉坑(Barracoon，葡语，即猪仔馆。华工，澳门人贱称“猪仔”，“猪则等人于畜类，仔者微贱之称也)，并在洋面上停着一艘名为“伊米格兰特号”的猪仔屯船，专门收受人贩子交来的“猪仔”。
厦门成为贩卖人口的中心后，殖民者又把距厦门100英里左右的汕头、加上澳门及离澳门北部不远的金星门作为进行苦力贸易的重要据点。还有一个中心就是所谓的“自由港”——香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华南多数港口都建立了人口贩卖市场，而贩卖中心则已转移到了广州。
开办这些贩卖人口公司的殖民主义者主要是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西班牙人。他们在掠夺华工时，收罗了我国的一些地痞、流氓和恶棍，作为招募人，用花言巧语、赌场、妓馆等诱惑和绑架等手段，把广东、福建等地的许多农民骗去当苦力。
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设置人口贩卖和华工转运中心后，就开始运用种种卑劣手段诱骗苦力，甚至公然绑架苦力。当时东南沿海港口的劳动人民，为此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一旦苦力被骗子、捕手捉到，便立即丧失人身自由，押到停泊在港口海面的小艇上。在珠江口岸，这种小艇经常是四五十只成列地排开着，可以说是一座座活地狱。艇上由外国的人贩子坐阵指挥。凡是被绑架上小艇的人，如拒绝“签订”出洋“合同”，就要遭受残酷的刑罚。例如，有的被拴住拇指或脚趾，悬空吊起毒打；有的被装进竹笼，扔进水中浸泡；有的被捆住双脚，用点着的香火烧炙；有的被双手合掌绑紧，再用竹签敲入两掌之中，等等。直到他们“同意”签订契约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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