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柏在杜松起程以后又派人去说：“李将军已自清河抵达敌人的老营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用违背诺言的办法刺激杜松更加不顾一切地冒进。
由此可见，杜松那么一往直前，的确有个抢头功的思想。而这正造成了他不按约定时间，提前行动，一军独前，遭到后金兵狙击，战败被歼。明人说杜松所领的二万人被后金的三万兵马所败。数目不一定准确，但是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是事实。不仅将帅如此，据说明军士兵争功也很突出。朝鲜人亲历其战的李民说：“西路天兵一阵极精勇，胡兵几不能挡，而争割首级，无意力战。一胡之仆，十余骑皆下马争之，故以致败覆。”［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44页。贪图立功成了明军失败的一个原因。
刘显然不是为了贪功致死，他此行却有点被逼上梁山的滋味。出兵前，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问这位刘都督：“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
刘说：“杨爷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而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田（甸）矣。”他带着“不悦之色”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很不高兴地说了这些话。刘虽然在这次作战中奋勇牺牲，而他明知道这样开赴沙场，没有得到经略杨镐的积极支持，是这位总指挥有意把他置于死地。将帅如此不合，怎么可以期望发挥最好的战斗力打胜仗呢？
明朝战败的原因还可以再作深入发掘，即这场战争的筹划者和总指挥本身从一开始就很被动，杨镐实在是不想真打。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是役也，经略（杨镐）意亦初不在战，虚张挞伐，冀取近寨小捷，得塞军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杨镐的调兵遣将只是为了虚张声势，即使打几个小仗，也是为了给上边看的。难怪行师之前，他派了一名抚顺来的降人到努尔哈赤那里明目张胆地说：“明国的四十七万大兵要打来了，领兵的将帅和监军的文臣都到齐了。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际，分路前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如果不是故意恐吓，出兵之前这么告诉对方进军日期，将帅配备和分路进击，等等，岂不比内奸更露骨。但是，杨镐是作为一种策略，只能表现他的天真和愚蠢，构不成叛卖。还有比杨镐更重要的决策人大学士方从哲也对此战缺乏信心。他拼命鼓吹进兵，实则已感到前途未卜。临战前在一份题本上说：“当此进兵之时，胜败安危决于一举，而前日之风变，若彼连日之阴霾，又若此天心示儆，极其昭著。臣愚欲乞皇上降敕一道，令兵部传谕东征将士，用示鼓舞。”《明神宗实录》，卷580。
胜负原因是多种条件造成的，不能说明朝存在这些问题就一定吃败仗。萨尔浒之战明军失败的原因还有可以提出的是，当时明朝的封建统治已极其黑暗腐朽，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社会进入全面危机阶段。反映在这次作战上，调兵选将意见分歧，屡调不动，决定方略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镐议论四路出兵，巡按江西御史张铨提出不必征兵四方，而应就近调募，屯集要害，固守边圉，厚抚北关，多派间谍，等等。他向明神宗建议：“李如柏、杜松、刘以宿将并起，宜责镐约束，以一事权。”但他认为杨镐实非将才，而力荐熊廷弼可当此重任。在筹饷方面，他要求皇帝发帑藏，反对加派辽饷。他说，每亩从三厘加到七厘，再加到九厘，是“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明史•张铨传》，卷291。这些关于明朝军国大事的议论和建议，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都没有被采纳，而他激烈反对的也应该改变的无一不原封未动。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反映出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浙江道御史杨鹤曾一针见血指出：“若诸臣误国，罪在诸臣；若我皇上优游不断，是自误矣。”《明神宗实录》，卷580。明朝统治者的这种腐朽没落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注定要输掉的。
广大的将士也很蔑视明朝统治者的命令。被征调的将领们迟迟不赴任，或原地不动，或逗留关山，急得皇帝一再下诏紧催。士兵大多数不愿为他们打仗送死。刘出发前，等待征发的川兵，久等不来。有些将领就靠少数家丁打仗。刘与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在一处宿营，姜弘立问他各路兵数，他回答说：“西南路大兵齐进，东路兵只有俺自己亲丁数千人，且有各将所领，要不出满万耳。”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6。可知刘也带了几千家丁。明兵作战时，总是处于被围歼或被追击的被动局面，说明他们缺乏主动进攻精神。明朝还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北关叶赫和朝鲜援军身上。结果一直靠明朝支持的叶赫根本就没有走到战场上去，一仗未打就撤了兵。朝鲜的援军的确和后金兵有所交锋，但他们早就对明朝三心二意，到了关键时刻终于投降了后金。
第一部分明朝失败的原因（3）
再则，打仗总是作战双方的冲突。胜负不能只从一方面找原因。萨尔浒之战明军打了败仗，明朝自身方面可从社会、国家军队和将士等方面寻找原因。另一方面，后金的种种有利因素也是促成明军战败的原因。而这一方面也早已有人谈论过。清朝（后金）人谈他们之所以在这次决战中获胜，就是靠了“天命”。有人说后金把他们的年号称作“天命”就由此得名孟森曾提出天命、天聪均是尊号，而非年号，其清朝有年号自崇德始。见《明清史讲义》下册，373页。。当时讲天命最多的和最系统的是为后金编纂法典的大学者，也是亲身经历萨尔浒之战的额尔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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