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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战争史略_孙文良/李治亭【完结】(67)

  这就是依坚城与用大炮的新战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为表彰西洋大炮的功勋,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熹宗特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其管炮官彭簪古加都督职衔《明熹宗实录》,卷64。。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4)

  后金所以失败,在军事上犯了以己之短攻人之长的错误。它的长处是利于平野奔驰,以箭术取胜。曾目睹过后金兵作战的朝鲜人李民惊叹:后金“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尤其在“平原易地,决不可与其争锋”。[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49页。攻坚却是它的短处。努尔哈赤还不懂得战争的手段正在发生变化,继续用他的一贯战术,以为一攻即下。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铁骑冲到城下,即刻碰壁而回。明兵坚守城池,用大炮对付后金骑兵,已经改变了以往的作战方式。努尔哈赤却看不到这个新变化,仍用旧的方式组织进攻,难免不吃大亏。

  努尔哈赤的失误招致了后金军事上的严重损失。正如汉官刘学成所分析,后金占领辽东以来,步兵、骑兵有三年多没有作战了,将领也变得怠惰,兵无斗志,车、梯、籐牌不良,武器不精。努尔哈赤本人为以往的胜利所陶醉,轻视明兵不堪一击,没有把宁远放在眼里。所以在思想上和军事上备战不足,一遇到突然变化了的情况,特别是遭到明军民的顽强抵抗,他便手足无措,只攻了两天便匆匆撤退《满文老档•太祖朝》,卷71,天命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带有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的性质。但向辽沈进军后,他一再发动进攻,就不再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恰恰相反,他把女真族贵族的民族压迫强加到广大汉族人民的身上。而他和后继者发动战争的目的,旨在一步步夺取土地和人口,踏着千万人的尸骨登上东北地区直至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战争的掠夺性、新的民族压迫必然激起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辽东人民不断叛逃,甚至公开反抗后金的民族压迫和征服政策。努尔哈赤实行屠杀、武力镇压,更深深地播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汉官们纷纷指出,辽东人叛逃,都杀了怎么能行?不如带他们去打明朝,以汉攻汉,对后金是有利的。又指出,占领新的地方,维持原样与破坏相比,前者为上策《满文老档•太祖朝》,卷71,天命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他们内部对政策的讨论,反映了努尔哈赤晚年实行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后金进入辽沈初期,在广大的汉族人民包围中,它是很孤立的。它依靠强悍的八旗兵可以在短时期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这个胜利既不能持久,也不能巩固下来。后金在宁远的失败,尖锐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得不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战争,迟早会遭到失败。

  袁崇焕的胜利,表面看是胜在坚城与大炮,但归根到底,也是胜在动员和组织军民参加战斗,而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从前面的材料,我们看到全城百姓动员,拿出被褥、柴草、木头等支持抗战。以往各城失守,内部混入后金的“奸细”,直接破坏了明军的防御。宁远城内也混入了“奸细”,但袁崇焕号召百姓,严密查奸。在各兵登城后,他迅即“纵街民搜奸细,片时而尽”,《明熹宗实录》,卷67。有个“奸细”叫武长春,混入“城内潜住”。他很快发现“袁兵道关防甚严”,各处街口、巷口都有人把守,无法活动,便逃出宁远,潜往北京,被缉获,经审问,他交代受命侦探明军虚实《明熹宗实录》,卷64。。武长春在宁远呆不下去,无处藏身,足以证明那里的群众发动得好,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宁远战役,使刚刚建立的宁锦防线初步经受住了考验,它证明明军坚守城池,使用大炮,发挥火器的威力,是阻止后金强大攻势的有效手段。从明朝方面所使用的武器和战术的改变,已经带有近代战争的特点,它反映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新的进步。后金的进攻方式和使用的武器,仍属于古老的传统打法,二者相比,显出它落后于时代的明显差异。战争不单单是人心向背、政治力量消长的对比,而且也是物质力量即武器优劣的对比。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明与后金的战略战术都在为适应新的情况而变化,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新的竞赛!中编

  明、清(后金)的战略相持

  (1627—1643年)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1)

  1626年(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八月十一日,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因病逝世了。他的第八子皇太极接受众兄弟子侄的拥戴,顺利地登上了汗位。他就是为清朝开国立业的第二代君主——清太宗。次年,改年号曰天聪。从此,后金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努尔哈赤逝世两个月后,十月间,忽报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等三十四人赴沈阳,一为努尔哈赤吊丧,一为祝贺新君皇太极即位。这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举动,不禁使人惊讶。后金与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袁崇焕采取的这一行动,无疑是化干戈为玉帛,向后金表示了和好之意。但他真正的意图,是借此机会探听后金内部虚实,想直接试探对方是否有议和的意图。袁崇焕锐意恢复明在关外的疆土,他制定了一条“恢复之计”,这就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和谈作为战守的辅助手段,有利于实现他的“恢复之计”。他派代表团去沈阳的真意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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