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攻围锦宁的二十四天中，后金兵伤亡越来越大，又赶上暑天（农历五月，折成公历正是最热的七月），中暑得病使部队不断减员，士气、战斗力都在下降。皇太极决定班师。当天晚上，大军开始从锦州撤退，整整持续了一夜，至次日黎明，路经小凌河城，把明兵已修完的城墙和防御工事全部毁掉，六日，至大凌河城，拆毁城墙，然后挥军引去。
后金兵刚撤走，六日，袁崇焕火速上《锦州报捷疏》云：“五月十一日，锦州四面被围，大战三次三捷，小战二十五次，无日不战且克。（六月）初四日，敌复益兵攻，城内用西洋巨炮、火炮、火弹与矢石损伤城外士卒无算，随至是夜五鼓撤兵东行……”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14页。近一个月内，明兵连获三次大胜利，时称“宁锦大捷”。
自1618年抚清首次交战以来，明兵一败涂地。仅在宁远城下第一次给后金兵以重创，而此次“宁锦大捷”获得了远比“宁远之捷”更为重大的战果，创造了明清（后金）战争史上一个奇迹。袁崇焕高度评价了宁锦战役的深远意义。他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人人敢死，大小数十战，解围而去，诚数千年未有之武功也。”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14页。此说虽不免夸大其词，但反映了朝野上下举国欢呼的兴奋心情。
明与后金一胜一败，实非偶然。首先，从力量对比上，后金明显处于劣势。明关内外共十二万兵马，加上援兵三万余，已超过十五万，尚有数省兵员待命，随时调往前线。关外兵八万，加上满桂的援兵万余人，达到九万人左右，这在兵力上已超过后金。这正如一个汉官给皇太极的奏本中所说：明动员全国物力、兵力用于一隅之间，还是绰绰有余的。
其次，后金选择用兵时机不当。后金兵将要发动西征锦州时，兵部尚书王之臣就已指出：后金“溽暑行兵已犯兵家之忌，我惟明烽远哨，坚壁清野，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如向年宁远婴城守故事，且河西粮石俱已搬运锦州，千里而来，野无所掠，不数日必狼狈而回。”《明熹宗实录》，卷79。这个见解是正确的。
第三，明对这次战役做了最充分也是最好的准备。从上次宁远之捷后，它一刻也没有停止备战，筑城、屯田、运足粮饷，储备弹药武器，配备兵力，精兵猛将云集前线。例如，锦州解围后，尚剩米三万数千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
对比之下，后金准备很差。它是在征朝鲜后听到明兵筑城的消息而仓促上阵的，可以说，无论在思想上、物质上都准备不足。而且它是以疲惫之卒对付以逸待劳的明兵。皇太极轻率地率军出征，大动干戈，反映了他麻痹轻敌的思想。
第四，明实行了正确的作战方略，即袁崇焕的以守为主，战为其次的方略。宁远之战时，已经受过考验，到宁锦之战时，进一步发挥了火炮和坚城的巨大作用，同时还出动部队，敢打敢拼，实行战守结合，为十年来所未有过。这也反映了经过认真训练的明兵，其战斗力有了明显的增长。皇太极在战术上，还是他父亲的那一套打法，引明兵野战，不成，则以骑射攻坚，以车梯盾牌为攻具，怎能对付了威力强大的火器？这在明朝的新战略、新武器面前，已经落在时代的后面，因此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一点，明朝官兵同仇敌忾，敢战敢胜。特别是为保卫家乡而战斗的辽东人尤其英勇。巡关御史梁梦环也说：“即宁远屡捷，半是辽人摧锋陷阵者可见也。”《天启七年七月实录》。如辽将朱梅、祖大寿等“皆百战百胜之勇”。这又证明“以辽人守辽土”的方针完全正确，激发他们保卫家乡的炽烈热情，就能产生巨大的战斗力！还应当指出，在宁锦战役中，明朝统治集团基本实现了稳定，大政方针较能一致，一度尖锐的矛盾较快地得到了调整，从而保证了前线的统一指挥。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5）
宁锦大捷，应归功于袁崇焕构置的宁锦防线和正确的战略战术，这是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毫无疑问，在宁锦大捷的功劳簿上，袁崇焕应该名列第一。但魏忠贤一伙阉党却窃取了这一巨大荣誉，昏庸的熹宗宣称：“宁锦危急，赖厂臣（指魏忠贤）调度以奏奇功。”《天启七年七月实录》。又称：“宁锦之捷制胜折冲，皆受厂臣秘画。”《天启七年七月实录》。把一切功劳都算到魏忠贤和他的党羽身上，自魏忠贤以下，凡数百人，与宁锦战役有关无关者全部受赏、升迁，而魏忠贤一月中竟累累受赏，其宠荣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唯袁崇焕“置身危疆六载于兹，老母妻子委为孤注，劳苦功高”，却迟迟不得封赏《天启七年八月实录》。，迟至他被迫辞职后才勉强给“加衔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纻丝二表里”。《天启七年七月实录》。魏忠贤嫉功妒能，指使他的党羽必欲将袁崇焕排挤出朝廷。一是诬陷他不救锦州为“暮气”。后金兵始围锦州，明朝一致确定了各守信地、不得轻调远救的方针，而把援锦之事委给满桂、尤世禄、祖大寿。他们曾两度发兵，均于中途被拦击而不得深入。从责任上说，与袁崇焕并无直接关系。二是攻击他主款议和，招致后金东侵朝鲜，西征宁锦。诸如督饷御史刘徽、河南道御史李应荐等交章弹劾，要求“从重议处”《天启七年七月实录》。。袁崇焕功高不赏，又受到阉党的排挤，即于七月一日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在魏忠贤的唆使下，熹宗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写道：袁崇焕“疏称抱病，情词恳切，准其回籍调理”。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卷1。他在李应荐的奏本中又批道：“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熹宗念他在宁锦的功劳，主议求款与不援锦州均不予追究，算是他给予袁崇焕的最大“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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