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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战争史略_孙文良/李治亭【完结】(90)

  第四部分攻占关内四城(4)

  还有一个原因是军事指挥上一再失误。明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言:“敌骑内犯半月,诸臣所料理,如通州津要,昌平山陵,人人皆知其必犯,而不见布置之防。遵化以南有丰润,稍北平谷,皆属间道,未闻奇伏,侦骑不下三百,而敌之多寡杳然,则见司马之责,各援将如云如雨,日费本色数千石,折色数千金,今果沛然有余剩吗?不即求接济,则是司马之责。最亟莫如火炮,而铅石、滚木等或缺或少,则是司空之责。”谈迁:《国榷》,卷91。

  后金发动己巳之役,是自努尔哈赤伐明以来,第一次空前地大深入。这次军事行动不仅是后金战术上的一个突破,而且也具有战略意义。此次远袭,不但训练了后金兵长途行军、攻城战守与主力会战的作战能力,同时也窥见了明朝政治上的反动腐败,经济凋敝、军事无能及岁欠年荒、“流寇”纷起的实况,增强了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进取雄心。对于明朝来说,后金的饱掠、军事打击,使其损兵折将,消耗了兵力,财源更加枯竭。更重要的是,明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了袁崇焕,为后金除了一个劲敌;同时使明兵中能征善战的辽兵辽将,因不被信任而纷纷投向后金,成为后金数次入关之向导。而所谓四方勤王之师,亦多以兵饷缺乏,军溃卒逃,其中一些人立刻参加到农民起义中去,转身又向明朝作战了。

  第四部分宣府、大同运动战(1)

  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第二次发兵进关征明,目标是远袭宣府、大同,特点是运动战。因为主要战役多发生在长城内侧一带,历史上也称为“入口”之战。

  五月十一日,皇太极向诸贝勒大臣提出问题:“征明当由何路进兵?”贝勒大臣们异口同声回答:“宜从山海关大路而入。”皇太极胸有成竹地否定了这些人的意见,他说:“今我大军,宜直抵宣、大。蒙古察哈尔部国,先为我兵所败,心胆皆裂,举国骚然。彼贝勒大臣将来归我,我往,必遇诸途,尔众贝勒可多备衣服,以赏彼贝勒大臣之来降者。我师往征大同,兼可收纳察哈尔来归贝勒官民,计莫有善于此者。”《清太宗实录》,卷18。

  皇太极的这一决定,其理由只说了一半,另一半实际还是明朝山海关的防守甚严,后金兵根本无法通过。比较起来,宣、大可以过得去。有明一代,宣、大向以防御“北虏”为兵家所重,筑城垣,设重兵,号称“北门之势于今为壮矣”。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60,《宣府镇总图说》、《大同镇总图说》。但是到了明朝末年,由于蒙古骑兵的长期骚扰破坏,这里也非昔日固若金汤,特别是为了对付东北的后金的突袭,不断地从这里抽调兵马援助辽东,宣、大的边备大坏,塞垣空虚。还有,这一年陕西、山西大饥,特别是“山西自去秋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大饥,人相食”。《纲鉴易知录》,卷8,2923页。这都使当地阶级矛盾尖锐,明朝统治动摇。皇太极隔了五年的第二次入口之战,便选取宣、大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突破口,又选择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这不仅使后金可以避开明重兵把守的山海关,攻其不备,远征宣、大,易于取得成功;同时又于途中收纳林丹汗残部,还可以在政治上产生深刻影响。宣府离京师仅三百余里,袭击宣、大,必然造成对北京的军事威胁,瓦解其统治的根基。

  为保证这次远征的顺利进行,皇太极多次下令做好各方面的备战事宜。他命令,拿出内库的缎帛,多制作各色衣服、帽靴、甲胄、弓矢、撒袋、鞍辔等物,准备分赏给察哈尔来降的贝勒大臣。大概考虑到师期较长,命令出征诸贝勒也要多制衣服和携带一切用物。还派出范文程、喀木图,以行师之期,往谕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又召集从固山额真到拨什库的八旗上下官员,实行总动员:每牛录下派骑兵二十名、护军八名。牛录下的骑兵不足征用,许以步兵中有马者补充,或令马匹有余的牛录多派人参加,骑兵有驻防巨流河者,有往征瓦尔喀者,减援兵之数以补之,或有牛录下骑兵不足数者,以步兵有马者补之,牛录下骑兵额数太少者,令马匹有余之牛录多派人前往。

  此次出兵之数,清朝官方仍无确载,但据当时明朝俘获的后金“奸细”供称:“精兵达子约有七万,多半是辽人,老婆、孩子不计其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20号卷,第11号。再加上每甲喇出弓匠二名,每牛录出铁匠一名,还有外藩蒙古兵,总数在十余万人以上。规定每甲喇带五、五、锹五、斧五、锛五、凿二;每人随带镰刀,各备一月糗粮,每牛录纛一杆,每二人供枪一杆、箭五十支,每甲喇出云梯二架,备冬衣一副。凡马绊及匙碗,俱书字号,每兵携带帐篷一架。

  皇太极又传谕,留守贝勒大臣告以留守兵数及留守兵丁姓名。如开报不实,怠玩旷误者,后被查出,以缺数注册,定坐重罪;各处兵士,期于十九日入城,骑兵于二十日启行,护军于二十二日启行,右翼五旗由上榆林出口,左翼五旗由沙岭出口,师行时,禁止擅离本纛,勿酗酒及践踏田禾;凡随满洲旗蒙古贝勒,所属牛录甲兵,令各该管甲喇章京率之以行,其蒙古贝勒,则各该固山额真率之以行。归化城俘获蒙古与各处所获新蒙古等不必率往,如将蒙古内不足凭信之人,擅行携去,以致脱逃者,治罪;遣国舅阿什达尔汉及伊拜、诺木图往科尔沁蒙古调兵,遣使招抚驻牧明边境察哈尔诸蒙古《清太宗实录》,卷18。。若举国来降,可以“命掌其国事”相许。命和硕贝勒济尔哈朗驻盛京留守,大臣孟阿图、萨璧翰、霸奇兰、舒赛副之,并再三嘱咐:凡遇敌人来侵,慎勿深入,要谨守盛京《清太宗实录》,卷18。特别提出防守来自朝鲜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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