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曹参一直对萧何耿耿于怀的地方。初，两人相继叛秦起义；再，两人各任其职，一个当文官，一个当武将；后，天下平定，刘邦却将萧何定义为功人，曹参为功狗。于是两人高低各异，泾渭分明。
殊不知，刘邦这一划，犹如一条三八线，从此在曹参和萧何的心里都留下了阴影，两人的友谊从此破灭。于是大家各奉各的主，各干各的活儿，奇怪的是他们互不斗嘴干架，亦不往来问候，大有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其实多年来，两人在心底的深处还是互相认可和尊重的。萧何了解曹参，犹如曹参了解萧何一样。正因为如此，曹参调进中央之后，并没有对萧何的治国措施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反而是全盘保留，原封不动。
难道曹参是因为偷懒而不想和萧何过不去？
错矣。曹参这招就叫，黄老之学，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当然不是曹参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要想探究他的这个治国理论，还得追溯至他任齐相期间。那时，刘肥正当年富力强，他从老爹那里接过齐国这片全国最肥的土地后，整天就想出招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就把这个光荣的使命交给了曹参。
治国就像盖楼一样，得先画好蓝图，才能动工。于是，曹参就把齐国的知识精英召集起来开会。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那么，有没有一个既符合齐国国情，又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治国理念呢？
要回答曹参这个伟大的问题，还得请教高人。恰好，当时胶西就住着一位号称精通黄老之术的老家伙，不妨请来问问。于是，曹参派人担着厚礼前往贵地请高人。
这个传说中的高人就叫盖公。盖公一见到曹参，首先提出了一套前卫的治国理论：治理国家贵在清静无为，让百姓自行安定。
任何理论，不贵在动听漂亮和省事，而在于实用。老实说，盖公所言的黄老之术，还真的适合当时齐国的国情。不要说齐国，其推而广之，在整个汉朝初期都是适用的。
所谓黄老，是指黄帝和老子。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其代表作品有《黄帝四经》。老子，则是先秦时期早于孔子出名的大哲学家，其代表作品有《道德经》。两人因阴阳之理及其他理论相似，于是被时人合称黄老。
但必须指出的是，所谓黄老之学，是诸子百家杂交的混合物，兼有道家、法家、儒家，甚至墨家等而形成的全新思想，它和原本的道家已是两种面貌，不可同日而语。
在治国方面，儒道两家提出了不同理论。孔子认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混乱的春秋时局提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办成功，也要努力坚持到最后。于是，后人把孔子这等执着的理想追求，称为积极入世。
老子则跟孔子唱反调道：无为，而无所不为。老子的本义是说，我什么都不做，等于我什么都做了。老子这话，如果不联系实际，肯定让人读来不知所云。
春秋乱世，弱肉强食。当时，每个所谓有为的霸主，都想做一番利天下的大事。但是，天下要想得到太平，唯有以战止战。结果是，战争经年累月，百姓流离失所。不论是霸主，还是谋士，他们本想有为，却换得天下不得安宁的局面。
于是，老子认为，如果大家都安守本分，回归自然，那么天下不是无事了吗？天下无事，这不等于我做了一件于天下有利的大事吗？
其实，无论是儒家，或是道家，他们的思想都不容于春秋时世。任何思想和理论，唯有合宜的政治时机和土壤，才能培育出正果。春秋时世，人心不古，没有一个君主相信孔子的仁政，亦不信老子的清静无为。在诸多先哲思想中，唯有几家被诸侯们看好，那就是兵家、纵横家及法家。最后，秦始皇靠着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一统天下。
一代有一代的治国理念。秦国靠法家思想兴国，亦因法家而葬国。没有人不意识到，秦始皇的严刑苛法对天下苍生来说，是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于是，陈胜的振臂呼声，代表了天下的呼声。他们受不了旧皇朝的压迫，唯有推翻重建。好了，汉朝已经建立起来了，必须有新的治国理念支撑起来。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国家意识形态，适应汉初经济条件的，不是什么别的思想，而是道家。
因为，天下打打杀杀这么多年了，国家生产力严重衰退，首要任务就是振兴经济。而道家所主张的不扰民、清静无为的理念，符合了汉初基本国情。
于是，在一片求清静无事的呼声中，黄老之术应运而生，被广泛认同。
曹参就是在这么一个合适的时机，做了一件合适的事，实施无为治国理念。
接着，曹参为了贯彻他的治国方针，向外公布了一条提拔官员的规矩：不善言辞的木讷者、性情厚重者，来者不拒；言辞犀利者、文字苛刻及追求声名者，请通通滚蛋。
很快的，曹参的举动，引起了一片波澜！
在汉朝那帮讲究进取的官僚看来，曹参简直就是个异类。他保持萧何的规矩当然没错，可是曹参和萧何的工作作风比起来，简直就是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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