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一听，两眼放光，好名字啊。
对邓通这个名字，刘恒是这样理解的：邓，通“登”。那邓通，就变成了登通。也就是说，没有邓通那一登，刘恒就通不了天。
这下子，刘恒犹如找到了神仙似的，立即把邓通弄到宫里供奉起来。刘恒对邓通之好感，司马迁是这样形容的：尊幸之，日日异。
日日异就是天天都爱得不一样，如此下去，只有一种结果，越陷越深，越爱越痴迷。
宠幸男人，让男人陪睡起卧似乎是刘家的一个光荣传统。高祖刘邦时，就宠过一个叫籍孺的；孝惠帝刘盈也曾宠过一个叫闳籍孺的；现在，又轮到刘恒宠这个士人出身的黄头郎先生。
司马迁说，凡是宠幸之臣，多是无才无能之徒，唯一的本领就是拍马屁。除此之外，还要有一个姣好的面孔和热爱时尚、打扮入流的心思。其每天的打扮大约无非如下，头顶上戴的是漂亮羽毛装饰的帽子、腰上系的是饰有贝壳的衣带、脸上涂的是香喷喷的胭脂。
以上潮流的发明人和带动人，正是籍孺和闳籍孺两人。后来，凡是在皇帝身边服务的侍郎们，都学会了他们那一招，从此戴鸟毛帽、系贝壳带、涂胭脂便风靡宫中，成了一道独特的时尚风景。
凭什么叫皇帝整天看着朝上那一副副死板僵硬的面孔，凭什么身边不多些美丽的装饰？我想，涂香粉，说软话，正是这帮宠幸之臣得皇帝欢心的看家本领。
然而，并非被宠幸之人都是浑球。
历史已经证明，邓通不是后来的魏忠贤之流，耍尽花样，揽尽大权。恰恰相反，邓通是一个为人低调、做事认真的人。刘恒好几次给他放假休息，他都主动放弃休假时间，甘愿为皇帝的起居加班加点，鞠躬尽瘁。于是，刘恒对他更是刮目相看，如捧在手中之明珠，唯恐摔了这颗托他上天的好人。
如果把邓通和贾谊放在一起比，犹如石头比璧玉。璧玉怎么会瞧得上石头呢？据说，贾谊很瞧不起这个邓通，经常拿话损他。然而，邓通就当是哑了聋了，对贾谊的损言闭嘴半句不争。
不争，不代表软弱，更不代表是个窝囊废。不久，贾谊做的另外一件事，使处处低调的邓通不得不出手保卫自己了。
原因是，贾谊挡住了邓通的发财之路。
情况首先是这样的：有一天，刘恒找了个人给邓通看相。看相的人直言不讳地说道：此人必贫死！
这话说出来，不要说刘恒不信，说出去，鬼都不信。于是，偏不信邪的刘恒心里不由暗暗想道：邓通天天被我宠着，怎么会贫死的。你说他贫死，我偏偏让他富得流油给你们看。
恰值孝文五年，刘恒解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自铸钱。那时，刘恒为了毁灭看相先生的预言，决定让邓通成为天下最富有的人。于是，他把蜀郡严道（四川省荥经县）的铜山赏赐给邓通，让他自己铸钱。
刘恒此举，无疑等于给了邓通一个可以印制钞票的银行，想让人不富都难了。当时与邓通并肩同富的还有吴王刘濞，刘濞也在吴国境内招兵买马，大量开采铜矿铸钱。于是，“邓钱”和“吴钱”就成了当时流通天下的钱币。
可是，邓通一夜暴富的消息，马上传到了长沙，贾谊就坐不住了。
贾谊认为，刘恒让邓通先富起来，不但造成了国家的贫富差距，甚至还带领百姓走上了一条邪恶之路。理由如下：第一，政府开放铸钱禁令，变相地鼓励一部分冒险者掺杂质造假钱。道理是很显然的，即使汉朝有刑罚，可是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足可让冒险者铤而走险，不顾生命！
第二，解除铸钱令后，农民都抢着去开采矿山，那么肯定就没人种田。没人种田，田地就会荒废，粮食就会歉收。没有粮食，国家吃什么呀？更要命的还有，善良的农民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亦争先恐后地造假钱。
我相信贾谊此段话，如果被后世的马克思看到，肯定会感到惊异。原来他说过的资本家受利益驱动的冒险精神，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中国这个天才读书人说破了。
当时，除了贾谊外，另外还有一个叫贾山的也上书劝阻，认为铸钱是国家行为，这种权力都下放至民间，国家不掌握钱柄，还谈什么权贵？
然而奏书送上去后，刘恒却置若罔闻，拒绝采纳！
就此，邓通的富贵梦没有因贾谊上书而破灭，但是两人从此结的梁子就更深了。
事实上，刘恒将贾谊从长沙王那里召回长安时，本就有重新起用之意，但是邓通一见他进城，两眼当即红了起来，抢先一步，拦腰斩断贾谊的通天之路。
邓通跑去跟刘恒说了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贾谊本以为他会留在长安，竟没想到，不久就被刘恒打发出城，去外地教书了。
尽管贾谊受到了邓通的排挤和刘恒的冷落，但他还不至于彻底绝望。过去身在长沙，他还写出《吊屈原赋》及《服鸟赋》，时过境迁，当初落在座位上的服鸟留下的阴影已渐渐淡忘。反之，贾谊在梁太傅职位上，勤奋钻研专业，终于写出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政治评论。
这，就是著名的《治安策》。
我们不得不谈这篇政论，因为它与后来的七国之乱有着莫大的关系。贾谊创作《治安策》的内心驱动，源于刘兴居和刘长谋反事件。搞历史研究，向来是贾谊的特长。贾谊从刘兴居及刘长的造反事件中，总结出了一个经典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了一个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诸侯王造反作难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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