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是受到了匈奴三番五次的掠夺和骚扰。但是，自我老爹刘邦，甚至吕太后以来，我们汉朝基本上都达成了一致的国家发展方略：在国家尊严的底线下，允许匈奴的无理挑衅。我们的底线就是，不把战争扩大化，不使国家失去一寸领土。
本来就是嘛，匈奴爱抢，我们就花点钱消灾，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位名人曾经说过，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必须韬光养晦一百年。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我们汉朝也是这么干的。我们暂时和亲，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幼鸟成雕，幼虎成王，我们就可以挺着胸膛这样说：匈奴，你等着！
我相信，汉朝人终会等到这一天的！
因为，我们祖辈几代人忍辱负重，等待的就是这一天！
五、刘启登基
刘恒崩，汉朝又得忙活了。
第一件要忙的当然就是太子登基变皇帝。公元前157年，六月九日，太子刘启举行仪式继皇帝位，立薄妃为皇后。薄妃是薄太后之家女，可惜的是，薄太后给自家孙子推荐的是一只不会下蛋的小母鸡，无子可立，所以太子之位就暂且空缺。
汉朝第二件要忙的活儿就是，组织专家小组评估刘恒生前政绩，并且给他戴两个重要的帽子：谥号和庙号。
所谓谥号，指的是皇帝驾崩后，专家小组集体讨论给皇帝起的外号。听说，这套方案是周王朝发明的，而且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
比如，尊贤贵义称“恭”；刚强直理称“武”；温柔贤善称“懿”；渊源流通称“康”；由义而济称“景”；柔质慈民称“惠”；除残去虐称“汤”；悯民惠礼称“文”。
这些帽子当中，各人因治民及性格特征，各有所属。比如，刘盈史称惠帝；刘恒，史称文帝；刘启，史称景帝；刘彻，史称武帝。
除了谥号外，庙号更不可少。厚黑学大师李宗吾就说，人活一世，谁不想死后能进供庙吃冷猪肉。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皇帝会越来越多，这些人死后不能都挤进一个庙里，必须各立新庙。然而，新庙犹如盖房子，不是想盖多高就盖多高，多论功而盖。于是，就论功盖庙，就有了庙号。
庙号主要有两种：祖和宗。一般情况下，打江山的才能叫祖；享江山的都是宗。所以，打江山的刘邦被称为汉高祖。可是，后世坐江山的皇子皇孙多了，也不能只叫一个宗字了得，又得分不同档次。
例如，太宗发扬光大产业；世宗、高宗等是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则功业不足；德宗、宁宗则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明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关于刘恒，由丞相牵头的专家小组最后讨论决定：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第三件要忙活的，就是赦天下。
这是所有皇帝登基必须要做的一件好事。除此之外，刘启还替天下小民多做了一件好事——改刑罚。
刘恒和刘启这对父子开创的文景之治，到底给百姓带来了什么实际好处？我想，无非有以下两种：吃饱穿暖，少受罪。
道理是很显然的。在中国历史上，文人永远没有停止过替百姓呼喊的声音：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前者往往受战乱之苦，后者往往受皇帝大兴土木工程之苦。但是，刘恒的确是个例外。他没有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连穿的衣服几十年都没有变。
兴，让百姓乐。我想，这才是文景之治的魅力所在。
关于国家刑罚，刘恒生前把许多重罚改为轻罚。然而，刘启却认为，文帝废肉刑，貌似轻刑，实则杀人。刘启之所以这样说，那是有原因的。刘恒规定，凡是刑砍左脚趾的，改鞭打五百；应割鼻子的，改鞭打三百。刘恒以为，劳改犯就此只吃点皮肉之苦，少了些短脚少鼻之苦。这样，无论于谁，都是有好处的。
可事实呢？这些劳改犯根本就没几个能顶得住三五百鞭的。这些人不被鞭死，也多半是残废，要不就是落得个鞭打后遗症。于是，本来只是少脚缺鼻的，竟然被活活打死。做好事竟然变成了做坏事。
刘启认为，这样鞭打怎么行，简直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嘛。于是，马上下诏：鞭打五百下的，改三百；鞭打三百下的，改二百。
如果还是没有人顶得住打，那就只好下次再各减一百了。我想，刘启打心里就应该做这样的思想准备。
历史上几乎没有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皇帝。刘启亦不过如此，他做完好事，就想找个人使坏了。说白了，刘启就是想杀个人，此人正是刘恒生前宠幸之人：邓通。
邓通得罪刘启，不在于他拥有数百万巨财被嫉妒，他的死穴恰恰是他最擅长的活儿：拍马屁。
夜路走多了，总会有碰到鬼的一天；拍马屁拍多了，也会有拍到马腿的时候。邓通拍到刘启这只马腿，过程大约如下：刘恒崩前得了痈疽病，这个病是要流脓血的。那时，邓通为了显示爱的伟大力量，亲自为刘恒吮吸脓血。刘恒不知何故，心有不乐，奇怪地问邓通：“你说说，天下最爱我的人会是谁呢？”
邓通从容答道：“我想，应该是太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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