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文景之治，我们还是从狭义上的时间去说事。
如果按刘恒登基算起，到刘启崩作为结束。那么，文景之治总共有三十八年。孔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我看来，文景三十八年，是由蛹化蝶的过程。这对父子俩，仿佛扛鼎的巨人扛起了黑暗的历史大门，让汉朝这只美丽的蝴蝶寻找到黎明，嗅到花香，扑回了春天。
翻开中国历史，要衡量中国古代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准，无非有两个：衣食温饱和政治清明。如果能够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和场所，那就更加OK了。如果以上面三个标准来评价刘启父子，我们可以亮出这样的分数：满意。
据司马光介绍，文景之治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收入。首先，汉朝政府的钱堆在府库里，数都数不清，花都花不完，连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其次，全国各地粮仓满盈，甚至有的粮食都没地方装了，粮食露天腐烂得都不能吃了。
再次，百姓生活富裕，很多人都买得起真正的宝马。听说，只要在大街上，如果你骑的是雌马，或者是幼马，那你就太掉价了。肯定逛一趟街回来，就再也没人瞧得起你了。
如果一个时代牛到连老百姓都争相拿宝马来攀比，我想，这个时代肯定是真的富了。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上层建筑，无非就是社会福利及养老医疗等制度。
再加一个奢侈的想法，恐怕就是公民话语权。如果汉朝人真正做到哪天突然心情不爽，站在大街上骂皇帝不被抓，那幸福指数恐怕神仙都要嫉恨了。
事实上，彻底开放公民话语权，爱骂谁就骂谁，这不仅仅是汉朝人的奢想，更是两千多年以来，古代中国人最浪漫的遐想。
古代中国，特别是文景之治这么美丽的时代里，为何都不能冒出一点民主气息？我想，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但是这个宏大的历史社会问题，还是留给象牙塔里的老学究去弄吧。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皇帝或时代，要想在历史上光耀千古，不仅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一样需要解决。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之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通俗地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对于汉朝人来说，何为礼节，相信礼学大师叔孙通及其弟子已经给他们解释得相当清楚了。汉朝人所谓的荣辱观，无非就是少受点皮肉之罪。
曾记否，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刑罚，犹如枷锁脚镣，天下人无不呼吸维艰，寸步难行。秦朝诸种苛政，不叫良心，而叫黑心。到了嬴胡亥当皇帝时，甚至可以把他骂作狼心狗肺。然而与之相反，自高祖以来，几任皇帝，包括吕雉在内，都在做一个民心工程：减少刑罚。
但是，能够真正将汉朝人从苛刑彻底解放出来的人，正是刘启。
刘启登基初始，曾经认为刘恒对相关刑罚减得不够。于是他规定，罪犯应该打五百鞭的，改打三百鞭；应打三百鞭的，改打二百鞭。
可是，十二年之后，刘启发现，他改得还不够，必须继续改。因为，这些该打三百鞭和二百鞭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成残废，这跟活活杀人有何区别？
公元前144年，刘启再下诏：凡是罪该打三百鞭的，减为二百；该打二百鞭的，改为一百。
别以为各少一百就行了，如果刘启只改到这一步的话，汉朝还真不知有多少残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问题就出在鞭棍和打法上。
之前，汉朝对罪犯都是大棍侍候，而且是直打后背，不打折扣。如此打法，不要说人，就是拉来一头大象，恐怕也要被打成残废。于是乎，刘启重新颁布了一条新法：《鞭棍执行法》。
该法是这样规定的：鞭打只能用竹棍（竹棍比木棍力弱）；竹棍的标准是，一端直径一寸，末梢则薄半寸（直径大，压力肯定大）；鞭打时，只打屁股（打背部伤内脏），一口气打到底，中途不准换人（傻瓜都知道换人力气足，打死人更快）。
什么叫良心？这就是历史的良心和国家的良心！
如果那时的一个汉朝人站在你面前，你要问他：你幸福吗？他或许这样回答：幸福。
如果你再问：你幸福在哪里？他会这样说：有饭吃，有钱花，有房住，失业率低，还有宝马开。犯罪了，还少挨打，忍忍就可以回家了。手痒了，还可以跑去雁门郡参军，保家卫国打匈奴。
我想，仅以上汉朝人一席关于幸福指数的话，足可地道地诠释文景之治的魅力。事实上，文景之治，哺出来的不是一只花翅膀的蝴蝶；而是一只展翅高飞、傲视天下的雄鹰。
这只雄鹰开创的时代，就叫：汉武雄风！
四、天人三策
公元前141年，刘启崩，太子刘彻转正为皇帝。
这一年，刘彻十七周岁。他一上台就雄心勃勃，准备推行人生的第一个皇帝计划：推翻黄老，独尊儒术。
汉朝的老人政治，自曹参定下了黄老治国的路线后，像老牛赖窝似的，几十年从来没挪过屁股。于是一直到现在，窦太后还在孜孜不倦地信奉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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