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婴和田蚡马上想到了两个人：赵绾和王臧。
赵绾，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人；王臧，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俩人都曾拜鲁国儒家大师申公学《诗经》。于是，窦婴和田蚡马上向刘彻提名。
很快地，刘彻批准了。拜赵绾为御史大夫，提王臧为郎中令。
官场文化向来奇特，在通往金字塔顶端的道路上，稳打稳扎者，就算不能善始善终，多少也能明哲保身，全身而退，比如卫绾和直不疑。
而那些坐直升机爬上顶的人，往往是爬得快，跌得也快；爬得越高，跌得也会越惨。诸如眼前的赵绾和王臧。
赵、王两个，我们除了知道他们是大师申公的弟子外，其他一无所知。一个从政履历苍白之人，突然飙上高位，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对于赵、王这对师兄弟来说，恐怕只有两种感觉，那就是：得意和恐惧。
得意的是，他们拜师学《诗经》，恰逢时世，发了。恐惧的是，如此高位，怎么才能保得位置的长久和牢固呢？
要想干得久，当然是必须博得皇帝的好感；要想博得刘彻的信任，必须先露两手。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露得好不好，就看开头那几把火烧得旺不旺。
事实上，赵王两人的几把火烧得很旺。但是，他们却将自己烧掉了。那么，赵绾的第一把火，到底想搞什么名堂？
其实，赵绾的名堂就是想搞名堂。
请注意，此明堂非彼名堂。所谓搞名堂，就是专门给天子兴建一座大型建筑。此建筑，不是拿来度假，也不是用来喝酒唱歌的，而是专门用来会见诸侯，进行重要祭祀活动，以此来显耀天子威风的场所。
兴建明堂，是儒家极力吹捧建立天子权威的产物。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刘彻尊天下提供了理念基础，那么，赵绾建议建立的明堂，就是对董仲舒思想的具体体现。
刘彻初出江湖，锋芒毕露，然而根基尚待扎紧。他太需要这个所谓明堂，能替他建立起少年天子的威望了。对刘彻来说，赵绾这把火真是烧得好，烧得妙。
这简直就是，拿特别的爱，献给了特别的刘彻。
既有明堂，必须有主持人。赵绾已经替刘彻定好人选，此人，正是他的老师兼儒家大师，鲁人申公，时人又称他为申培公。
在当时，以研究儒家五经出名的几个国宝级人物，他们分别是：济南伏生，以研究《尚书》闻名。当初，中央派晁错到齐国留学，学的就是伏生的学问。齐人辕固生，以研究《诗经》闻名。与之齐名的就是方才所言的，申培公先生。此三人者，都是八十岁以上高龄。放到今天，他们都是相当于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的学术地位的。
吴楚之乱前，申培公曾经侍奉过楚王刘戊。但刘戊不好学，经常弄得申培公里外不是人，于是，申公只好主动下课，回到鲁国，以教书为业。
事实证明，不听老师的教诲，终究是要吃亏的。吴楚之乱，刘戊和刘濞共同谋反，关键时刻被刘濞弃下，于是这个楚王只好自杀身亡，落得个名败涂地的下场。
话说回来，当时不只以上三人是国宝级人物。我之所以重点推出此三位，是因为他们不但学问大，名气大，弟子的事业也做得很大。
申培公这两个得意弟子，如果要排辈分的话，赵绾应该叫王臧一声师兄。原因很简单，王臧拜师比赵绾早。当赵绾和王臧向刘彻提出请申公出山主持明堂时，刘彻同意了。
然而，他们又对刘彻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准备点厚礼送给恩师？”
刘彻：“这个厚礼，到底有多厚？”
赵绾：“越厚越好！”
刘彻：“为何？”
赵绾：“陛下有所不知。当初申公侍奉楚王时，曾被羞辱得颜面扫地。于是，自那以后他就发毒誓：此生此世，退居家教，永不出山！”
刘彻：“哦，既然这样，为何还要请他出山？”
赵绾：“《诗经》乃五经之首，申公不仅以诗学闻名天下，治乱兴世之策，亦举世无敌。您说，不请他出山，那请谁呢？”
刘彻点点头：“你能请得动他吗？”
赵绾：“我当然请不动。不过，说是您请，那他就没有理由不出山了。”
刘彻笑了。好，就按你说的办。
秋，刘彻准备一堆厚礼，安车驷马以迎申公。必须交代一下，所谓安车驷车，就是有着四匹马的好车。尽管当时汉朝的百姓都在斗谁家的宝马多，但是多数马车，都是一马为主。而能坐上四匹马拉的车，那就不亚于今天的林肯特别加长车了。
果然，当刘彻的林肯特别加长车开到鲁国时，申公答应出山了。
但是，当赵绾等人辛辛苦苦拉着这么一个活宝赶回长安时，没想到，竟然发现这活宝出了点意外。
事情是这样的：当刘彻见到申培公后，张嘴就问治乱之策。然而，申公只用不到三句话就将刘彻打发了。
申公这话就是：“你想治好国家吗？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少说话，多做事就行了。”
当时只有两个字形容刘彻的表情：惊讶。
辛辛苦苦准备一大堆厚礼和林肯特别加长车，难道就值你这两句话？你看看人家少壮派董仲舒，口沫横飞，洋洋洒洒，天人三策一出口，足可惊天地，泣鬼神。您老人家尽管上了年纪，但是可不可以再具体指点指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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