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涑水纪闻》里记载：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却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 这一记录也存在疑点，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么？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史学家们透过这些当时的野史记录，大致认为太宗与太祖积怨深久，太宗篡位夺权的事情是属实的。当时太祖在后周做武将，东征西战，功绩极大，受到了将士们的广泛拥护，所以太祖做皇帝，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只是在太祖“龙袍加身”的事件中，宋太宗与赵普是主谋，功劳确实很大。当太祖临终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时，野心很大的宋太宗一想到自己跟着太祖南征北战，对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心里便有一万个不愿意和不甘心。尽管传说杜太后临终有遗言命太祖先传位太宗，再传位弟廷美，子德昭，并立下“金匮之盟”，在正史中也记载着太祖说赵光义“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不管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史学家们分析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太祖不愿从母愿立弟，但是没有果断立子，并且就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单独召见太宗赵光义，于是使得赵光义夺权称帝，也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的疑案。
宋太宗弑兄悬案(2)
宋太宗在即位做了皇帝之后，马上就施展伎俩逼死了弟弟廷美，侄子德昭、德芳（太祖第四子），为自己皇位的稳固免除了后顾之忧。另外宋太宗为了防止前朝大臣怨恨激愤，就下令让他们去修《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让他们天天沉没在纸堆中，不让他们有时间发牢骚；对于范质、王溥等朝廷重臣，太宗采取了威逼利诱的策略，牵着这些老臣的鼻子走。另外他还发动了两次对辽战争，将朝野内外的注意力转移到边防上去，同时乘机巩固了兵权。宋太宗在不用旧臣的情况下，不断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他在位二十余年，常常几天几夜地亲自阅卷选拔官吏，先后选士达到数万人之多。另外在选拔的这些士人之中，宋太宗还比较喜欢重用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苏轼就曾在《东坡志林》卷三中尖锐地指出“西汉风俗谄媚，太宗朝也有谄媚之风”。在旧臣修书，新臣谄媚的情况之下，那些五代遗臣入宋任史官的沈伦、李穆、扈蒙等人时时刻刻谨慎言行，平日里那些著述的文章也大都销毁，连腹诽都不敢，哪里又敢提到太宗的不是。所以太宗的“烛影斧声”的原委在朝野没有人敢议论半句，正史中也没有记载。
为什么太祖时期的起居注没有提到“烛影斧声”的事件呢？按理说从周代产生史官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遵守着天子不看起居注的规定。当年宋太祖在世时，与其弟赵光义的斗争十分激烈，怕有些内容泄露出去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对宋朝的统治不利，于是议事常常回避史官，史官也就不能记录到什么实际的内容，只记一些君臣见面辞谢等无关痛痒的事情。到太宗朝时恢复了正常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制（它是唐高宗时设下的由宰相记录的皇帝与君臣的奏对即时政记），可是偏偏在宋太宗朝时，太宗一反皇帝不看起居注的规定，命令参知政事记下的时政记必须先送太宗审阅，然后再送史馆。还有当时的起居注院所编著的起居注也必须先送太宗审阅后再交给史馆，如此一来，在太宗与大臣的对话中，凡是不利于太宗的，宰相和史官都必须回避粉饰，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太宗后，宋朝历代所修的时政记、起居注都要先拿给皇帝看再送交史馆，这样皇帝的言行就无法保证全部如实记录，所以宋代的正史是有很多疑点的。
太宗还亲自挑选了一批官员来修《太祖实录》（皇帝实录是撰修一代国史的基础材料），虽然《太祖实录》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不过从后代所撰修的《宋史》来看，《太祖实录》并没有提供充足的事实，不是一部信史的素材。
所以说宋太宗是用权势来治史，虽然这样使得宋朝正史对太宗夺权一事记载不多且多有隐讳，使我们不可尽知太宗的篡位之事，但是太宗皇帝毕竟有他鞭长莫及的地方，当时辽国的史官就在《辽史》中记载了宋太宗篡位的事。而在北宋的正史中也做过曲折的表述，太宗晚年想传皇位给他所钟爱的长子楚王元佐，可是元佐却要父王遵守那个“金匮之盟”来成全叔父，以免陷君父于不义，可是太宗不听，元佐一气之下假装发疯，来表明自己不做皇帝的决心，这实际上也在暗示着宫中的昔日往事。而宋高宗赵构由于无子，传位给太祖的七世孙，即宋孝宗，之后，孝宗朝的史家李焘马上就在他所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提到了“烛影斧声”这件事，孝宗还赞扬他记事真实可靠。不过这些记史由于缺乏当时的史料，所以都终究只是含含糊糊，因此后人对太宗篡位的事情无法完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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