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几种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慈禧出生于今山西潞安府，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市。这个说法是山西一位叫刘奇的学者提出来的。这一说法不仅认为慈禧是出生在长治，而且对慈禧的身世，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说法。据这位学者考证，慈禧根本不是满人，而是一位身世曲折离奇的汉家姑娘。1835年，慈禧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一个叫王增昌的贫穷农民家庭，并取名为“王小谦”。由于家境贫寒。小慈禧在4岁时，被卖给本县上秦村宋四元为作女儿，并改名“宋龄娥”。但等慈禧长到12岁的时候，又被卖给了正在潞安府做知府的惠征为婢，改名为“玉兰”。 有一次，玉兰在服侍惠征夫人富察氏洗脚的时候，看见她的脚底有一颗痣，便说自己的两只脚底都有痣。富察氏一听大惊，两脚底都有痣，那可是做皇后的命。于是，不敢再让她做婢女，而收她作干女儿，并在后衙中精心培养。到了咸丰二年（ 1852年），宫中秀女大选得时候，玉兰便以惠征之女叶赫那拉氏的身份，被选入宫。
这一说法在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位学者在他的论著《解开慈禧童年之谜》一书中，列举了三十八条证据来证明慈禧本来是汉人的说法。一是在西坡村王英培家的王家的家谱上：“王小谦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记载。二是在西坡村外羊头上的山脚下有慈禧母亲的坟。同时在慈禧的第二故乡上秦材也发现了证据，就是在宋家后人宋六则和宋德文家里发现了祖传的光绪、宣统年间清廷制作的皮夹式清代帝后宗祀谱。在宋六则家中还发现了一封慈禧寄给其堂兄宋禧馀的感谢宋家养育之恩信件残片和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同时在这个村子里还保留着一座叫做“娘娘院”老房子，据说是慈禧童年的时候住过的，慈禧做了皇太后之后，当地的人们为了纪念，就把这所老房子改名为娘娘院保留下来。此外，作者还列举了慈禧的一些与长治有关的生活习惯，如慈禧爱吃长治人常吃的萝卜团子、壶关醋、玉米掺粥、沁州黄小米；爱看上党梆子等。这一说法在慈禧的御前女官裕德龄所写的《清宫二年记》也可以得到印证，它里面曾经记载道慈禧太后说她，“喜欢乡村生活，觉得那比起宫里的生活来自然得多了’。目前慈禧生于山西长治的说法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史家的反驳。慈禧太后的身世到底如何，也许还有待于史学界的近一步考证。
刺马案隐秘(1)
同治九年 ( 1870年)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阅兵，在马新贻阅毕回署的箭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马新贻阅兵完毕后，在护卫的保护之下打道回府。谁知到了府衙门口的时候，忽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人，冲到马新贻身前半米处跪地，高呼冤枉，马新贻身旁的侍卫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已经将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入马新贻胸中。马新贻痛呼一声，当即倒地。身旁的护卫们急忙冲了上来，将刺客扭住。谁知这个刺客不仅不逃走，反而立在远处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护卫们制服刺客之后，急忙用门将马新贻抬进后衙的总督府中，急召大夫诊治。但是由于马新贻被刺中要害，而且匕首上被淬了剧毒，马新贻奄息挣扎了一番，就一命呜呼了。
封疆大吏在衙门口被人刺杀，对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来说是一个极坏的信号。清廷上下对此极为震惊，慈禧太后急令南京将军审理此案，一定要揪出幕后的主谋。魁玉奉旨查办此案，对案犯张文祥审问多次，由于张文祥总是闪烁其词，根本对于他的审问一味支离。以至于深了一个月也没审出个头绪。此后，朝廷又加派大臣张之万前往江宁会审此案。?张之万是个官场的老手，他知道这个案子要么没什么蹊跷，知识私人仇杀。要么牵连重大，幕后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靠山。张之万来了之后，也不敢贸然行事。每日升堂，只是小心翼翼的问讯，既不用刑，也不威逼。马新贻手下心腹袁保庆等人对此不满，要求严刑问讯。张之万却以：“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 而瘐死，谁负其咎”进行搪塞。就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月。到了年底，朝廷催问案犯的供词。张之万同魁玉便上奏说：“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云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汶详被激允许。……? 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一个朝廷大员被刺杀的大案，竟然以“尚属可信”四字结案。说起来实在是一个大笑话。朝廷上下对他们审理的结果也不满意。于是又派曾国藩和刑部尚书郑敦谨从新审理此案。?曾国藩。曾国藩磨磨蹭蹭的来到江宁之后，并不急于审理，而是静待郑敦谨到达江宁之后。才开始正式调阅案卷，着手审理。郑敦谨抵达江宁之后，本想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但是，他发现每次升堂之后，主审官曾国藩反而不置一词，只是正坐在大堂之上听自己发问。而且自己审理了十几天，案犯张文祥还是一味的撒泼抵赖，没有供出什么头绪。郑敦谨感觉其中有异，似乎主审官曾国藩不想让人彻查。正如邓之诚后来在《骨董三记》中所说的：“国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因此，郑敦谨也不敢再对案子进行深究。每天升堂，只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案犯不回答也由他去，并不用刑。这样案子糊里糊涂的审了几个月，也没有什么结果，最后依然是按照前面张之万等人审理的结果结案，上奏的供词同张之万的基本相同。只是在对张文祥的处置上稍有变动。将原来所判得 “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在案结里面仍然保留了“该犯供词，尚属可信。”的措辞。朝廷虽然对这个结果不是十分的满意，但是，慑于曾国藩的威望和实力也只好见好就收，就此了结。?最后张汶详被凌迟处死，然后摘心祭祀死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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