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多愁善感。同样对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讥讽挖苦，杜甫却寄予深刻的同情："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哀江头 》）对落难的王孙（《 哀王孙 》）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别），即使对不相识的人也都抱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怀，对于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更是爱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 同谷七歌 》中"有弟有弟在远方"和"有妹有妹在钟离"两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饭不忘君"，不知他每饭不忘亲，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听他说"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再看他的《缚鸡行》、《义鹘行》、 《 观打鱼歌》、《又观打鱼歌》，其对草木鱼虫的爱心跃然纸上，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仇兆鳌说他"爱物几于齐物"了。所谓的忠君爱国，不过是对天地万物的大爱的逻辑结果，梁启超封他为"情圣"，恰如其分。没有如此多情的心灵，绝对写不出那般抑扬顿挫的作品。1400多首杜诗，大都是发自内心的血泪相迸发的产物。"药里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情酬郭十五判官 》），写诗写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真乃诗坛第一人。
一半撑死一半饿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
天宝五年(746年)，杜甫35岁，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来长安求仕，以实现扶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昏庸迷信，生活极端腐化。不过，他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迷途天子还是可以返回正路的，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在艰难困苦中咬紧牙关，坚持既定观念，困居长安达10年之久。
他来长安不久，父亲便去世了，这使他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渐渐地，他需要依赖亲友的周济了。有时去长安城南的终南山采些草药，拿到市场出售以糊口。有时去买政府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甚至有时竟过上乞讨的生活。"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都是他卑屈生活的真实写照。
衣衫褴褛，经常挨饿，动不动就是十来天没米下锅。他的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杜甫每每前去走动。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使他深受感激的是有一位叫王倚的青年朋友对他的款待。有一次杜甫闹疟疾，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步，来到王倚家门。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问清原委之后，十分同情，虽说家境也不富裕，还是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于艰难困苦中受此厚遇，激动得手脚轻旋，病体顿时松快了许多，写诗对王倚说："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饥饿之苦，可以预见。杜甫曾一度把家属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不久便因生计问题而被迫迁移到长安东北240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
第52节：杀害岳飞的元凶(4)
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持续了10年。等杜甫混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一代"诗圣"沦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生活的艰难并未使杜甫后退归隐(当然，他也时时在诗中表露隐逸的念头，但终未实践)，客观上，它使杜甫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从而有可能对社会和人生加深认识。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与饥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杰出诗人却落得如此下场，大概令后人感到不安，于是人们对杜甫的死因做了种种解释，并推断出溺死、病死等各种说法。然而，纵然真是这样，种种推论对诗人本身的痛苦也没有任何补益。杜甫以他的颠沛痛楚见证了盛世唐朝的没落，他那些伟大诗篇，就是他一生悲苦的哀鸣，也是一个辉煌时代走向终结的哀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诗人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时间的隔离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但历史的真相却不能够掩饰。
第53节：沈括的三张面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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