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是2月21日由瓦窑堡动身。据随行的机要员戴镜元回忆，出发前两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学良、王以哲，说明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启程由瓦窑堡动身，25日可抵洛川。但戴在具体描述时，却提到了5个人，即带路的高福源一身农民打扮，头包白毛巾，正式代表李克农身穿中山装，负责机要的戴镜元穿学生装，同行的苏维埃政府经济部贸易局局长钱之光戴礼帽穿长衫，再加上一位警卫员着便服。回忆有时候真不可靠。查对当时的电报，就可以知道戴镜元的回忆很不准确。因为毛、彭联名给张、王的电报是实际上彭德怀起草的，由毛于2月19日转发的，当时彭德怀已赴前线，并不清楚李克农的具体行程，还是毛电告彭李克农动身日期，要彭打电报通知王以哲的。另外，戴回忆说整个洛川谈判都是由周恩来亲自部署指示的，但周当时已去了山西前线，也不是事实。因为有电报表明，周恩来当时仍在瓦窑堡，毛19日曾打电报要周恩来即令李克农去洛川。再者，钱之光这时也没有同行，钱去洛川的时间已经是3月5日以后的事了，因为当时李克农与王以哲已经就通商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李克农到洛川是25日，张学良临时有事去南京，没有马上赶来见李。但他行前显然已经向王以哲布置过与中共谈判事宜，因此，王以哲不仅表现出“抗日热情极高”，主动表示愿意向华北宋哲元及韩复渠等处宣传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而且对成立双方协定也相当积极。针对他的部队与红军的关系问题，王以哲还坦率地提出了有关彻底解决延安、甘泉被围军队及其交通的三项办法。经过磋商，双方于28日初步达成如下“口头谅解”：（甲）由延安至甘泉至富县沿马路交通左右各五里之内双方均不驻军队，凡经此之一切补充，均不得阻拦，双方并负有互助帮助之责。但双方均不应携带武器，在该地区亦不得有侦察或破坏等行为，该地区政府亦应非武装化。红军过路应予通行，惟红军部队横过马路时，应事先通知东北军。（乙）为避免双方冲突起见，凡延安、甘泉城周围二十里内，东北军得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丙）如苏区民众须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应给予方便。为避外人耳目，驻富县之东北军应予形式上的检查。入城后，苏区民众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坏东北军的行为。
上述“谅解”，在毛泽东等看来无非就是要红军解围，既然成为友军，互不侵犯，既然如此，条件还应当可以再放宽些。毛泽东29日得到通报之后当即复电提出，可以考虑：（甲）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乙）富—甘—延交通可立即恢复来往，便于粮食被服之运输及经济通商，携带武器与否不必拘束；（丙）延安、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为便利延、甘友军起见，应转告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柴粮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丁）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红军采买货物经过鹿阝县洛川等者，东北军有保护之责，东北军入苏区办货者，红军有保护之责。
毛泽东的方案显然更加简单易行，王以哲原则上当然赞成，问题是毛的提议是针对整个东北军的，而他只能负责他的六十七军，因此，他把毛泽东所提方案中有关东北军的字样，统统改成了六十七军。同时，增加了红军进入白区采买货物需着便装的文字。两军之间的协议因此顺利达成。不过，为避免两军接触和摩擦，王以哲还特别致毛泽东和彭德怀，“诚恳”地请求中共方面同意：为保证永久的双方安全，红军围甘部队应退至甘泉十里以外，移出之防地，六十七军不得进驻；另沿富—甘—延马路双方亦不住军队，惟苏区政府武装不在规定之内，此又可掩人耳目，对外搪塞”。对此，毛泽东等答应得十分痛快，他在给李克农的回电中称：抗日救国大计既定，凡属有利友军而无妨大局之事，我方无不乐从。望转告王以哲，以后随事商量，可不拘形迹。
3月3日，李克农通知彭德怀、毛泽东等与东北军整个协定，需待张学良回来才能决定，但与王以哲部的局部口头协议已成。据此，中共中央于5日即通知所属各有关部门，说：“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现先与六十七军王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三月五日开始执行”。陕甘“两省省委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鹿阝(富)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县区乡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成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
8、中共中央肯定张学良是“民族革命派”
张学良是3月3日返回西安的，他一到西安就通知王以哲，说他将马上来洛川与李克农见面。
4日夜，张学良亲驾飞机飞抵洛川，一下飞机就忙着见李克农。令李克农不解的是，同上次谈话不同，张学良这次再未提对蒋介石的问题，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只是一再表示，希望能够尽快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进行会谈，并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扩大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宣传和与各方面的接洽。同时，张学良特别提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这无疑也正是中共中央想要提出的。还在3日上午，彭德怀、毛泽东就有电报给李克农，要他转告张学良、王以哲：“深望张副司令王军长领导东北军完全团结，与我合作到底，并确立联俄政策。”说“当今之世，惟有苏联是真正反侵略者又真正有实力者，英国亦探联俄政策，中国更应速决大计”。如今，张学良主动提出秘密联苏问题，这意味着，他与共产党更加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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