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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西安事变_杨奎松【完结】(8)

  而蒋尧祥回南京后给上峰的书面报告则有这样的说明。他写道:“窃士(蒋谦称)与翁自勉为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至八时委座寝室外之卫兵。士守西门,翁自勉守东门,官长值班者竺侍卫官(培基)。当事变发生时,系六时二十五分左右。初闻汽车开动之声,未几拍拍之枪声破空而起,士即出枪警戒,并即报告竺侍卫官及翁自勉。当奉竺侍卫官命令迅驰下面查看,急行抵贵妃池后面(即华清池柜[院]门外),即发现张部之卫队七八名……”[35]。蒋尧祥这里所说的时间,与蒋介石有所不同,前后相距近一小时,相同者均在6点前后。由于蒋介石黑暗中起床,加上枪声骤起,未必立即注意过时间,因此,蒋尧祥的记述应该更准确些。因蒋尧祥晨6时上岗,绝不可能提前半小时之多,自然也更不可能提前两三个小时。至于说蒋上岗后是否一定是过了25分钟听到枪声,则未必十分准确。重要的是他6点上岗不久即听到枪声,并亲眼见到东北军士兵冲入华清池院内,而这个时间与张学良等报称晨6时的行动时间恰相符合。

  另外,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从蒋介石及其贴身卫士蒋孝镇事后的说明中证实捉蒋的行动多半发生于当日早6时左右,而不是凌晨四五点钟。因为如前所述,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孝镇均已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爬到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从华清池后墙出来至蒋藏身的半山腰有多远?仅500米左右。12月的西安早晨何时开始“晨光微熹”?大约在7点半左右。即使是从骊山上远望,相信也不能早于7时左右。这么短的距离,又是逃命,试想,蒋与他的卫士有可能花了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爬到哪里吗?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事变发生的时间应当在6点以后,蒋与其卫士翻出后墙,因蒋伤了腰,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爬到骊山半山腰,这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

  根据以上的分析似不难断定,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完全是在张学良、杨虎城预定的计划和指挥这下实施的。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队已经开始分别向预定目标运动之后,即凌晨5时左右,张学良首先用自己的电台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事变的消息。同时也进一步通知了刘鼎。刘鼎因此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也用自己的电台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消息。之后,各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并在清晨6时左右开始了突然的军事行动。整个行动比较顺利,除蒋介石一时走脱,其余各处均很快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而至天明时分,蒋介石也被发现藏匿于骊山半山腰之草丛中,很快被带回西安。整个事变发动的军事行动因此而大功靠民。除蒋介石、陈诚、朱绍良、蒋鼎文等国民党中央军政高级官员被扣押外,仅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潜逃,蒋之卫士死亡20多人,其余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被缴械,整个行动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大功告成了。

  注 释

  [1] 有关内容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二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2] 见《栗又文致史永信》,1982年7月13日,转见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94页。

  [3] 前引张魁堂书,第191-192页。

  [4] 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20,229-231页[5]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200-1201页。

  [6] 这里“杨于也毅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句中的错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可将杨于理解为两上人,结果此句可整理为“杨(虎城)于(学忠)也因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种则将“于”字理解为是发报人当时误将其后面的“也”字错误颠倒所致,并非指人,如此可照笔者注明者,整理为“杨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笔者如此判断,是因为考虑到以下两点,其一,杨、于虽均见蒋,但于学忠为东北将领,其对张学良之意图不甚明了,很难想象于会与杨一同劝蒋停止剿共;其二,就电文本身来看,此句中并无漏字情况,但如将“于”理解为人,则句中明显地还缺一个“于”字或“因”字。另外,此电中“驻蒋”除从其字义理解外,亦可从其音似理解为“捉蒋”。《叶、刘致中央电》1936年10月20日。

  [7] 有关宁夏战役情况见拙作:《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及其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特辑;《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8] 张学良前引文。

  [9] 《刘鼎致中央电》1936年11月30日。

  [10] 转见《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17页。

  [11] 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第26页;张魁堂前引书,第194页。

  [12] 从李云汉所举蒋介石11月2日日记和事变后所写《西安半月记》中所录此次谈话情况的两则史料看,恰恰都只能证明:再赴西安的决定是蒋介石根据自己对情势的估计做出的,并非张学良的“请求”。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三,第360页;蒋中正:《西安半月记》(引言),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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