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位一体 1936年1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张学良从“剿总”办公地点回到金家巷公 馆，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刚接过赵四小姐递过来的热毛巾，就听得门口传 来一声 “报告！”“进来”，张学良边擦脸边说。 “报告副司令，王军长急电”。机要参谋把译好的电文交给张学良。电 报是驻军洛川的67军军长王以哲打来的，只见上面写道：“被红军俘去的高 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阅罢电 报，张学良的心中似倒海翻江，他没有想到高福源还活着，更没有想到会被 红军放回来，也想象不到会有什么机密要事。张学良立即自己驾驶着波音飞 机前往洛川，接见这位突如其来的 “俘虏使者”。 高福源被俘后，红军不仅没有杀他，还给他认真换药，医治枪伤，派专 人向他介绍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瓦窑堡的两个月生活，使 这位性格耿直的东北军军官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李克农主动提出，回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他的要求得到 了批准。 张学良到了洛川王以哲军部后，连茶也没喝一口，就吩咐把高福源带来。 高福源虽是一身陕北农民的打扮，羊肚白毛巾，黑衣黑裤，还是立正向张学 良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这次回来是红军让我回 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右手猛地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喝道：“你好大的胆子，打了败仗， 当了俘虏，还有什么脸面回来见我！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毫不示弱，慷慨陈词： “副司令，你要杀我，就像踩死一只蚂蚁 一样，那太容易了。但你不要忘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不要 忘了先大帅是怎么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 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 由骂人家是 ‘匪’。副司令，再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要被消灭完了。” 高福源越说越激动，不禁泪如泉涌、失声痛哭。张学良也流下了滚烫的泪珠，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搂住高福源的肩膀，激动地说： “你说得对，你说 得对，刚才我是想试试你的胆量。不错，你是好样的。” 高福源擦了擦泪水，把他在瓦窑堡的所见所闻向张学良做了详细汇报。 最后，他说道： “如果副司令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他们可以派正式代表来和 我们进行谈判。”听到这里，张学良立即对高福源说： “你休息两天赶快回 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就放心去做这个工作， 万一出什么危险，你家属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高福源回到瓦窑堡后，叙述了他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受到了毛泽东、 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与张学良会 谈。 3月4日，刚从南京回来的张学良驾机前往洛川，与李克农在友好的气 氛中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 （一）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 计，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再次商谈； （二）红 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 联络代表常驻西安。 离开洛川后，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副主
席于4月8日前往肤施 （今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4月8日上午，周恩来、李克农和随行人员按预定时间赶到延安城东北 的川口村。但由于这天风雪交加，加上双方联络失时，张学良没能按时到达。 第二天下午，天晴云散、张学良的专机才在延河边的一个简易机场降落。下 了飞机以后，张学良与同行的王以哲等急速向会谈预定地点、城内的天主教 堂走去。 周恩来与张学良作了彻夜长谈。张学良完全同意关于 “停战合作，一致 抗日”的总方针。他说： “我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周恩来说：“我们 也是这样”。张学良特别向周恩来提出，抗日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并详 细谈了他的看法。周恩来表示要认真考虑这个意见 （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 意见，并考虑其他因素将反蒋抗日方针改为通蒋抗日方针）。双方还就停止 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红军北上抗日，经济通商，互派代表，进 行抗日教育等问题达成了一致。 这次会谈的气氛是热烈、友好、愉快的。会谈结束时，张学良、周恩来 “共誓永不毁约”，张学良把一本中国地图赠送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 国”，还赠送私款2万元银洋 （后又赠送20万法币），并招待周恩来一行吃 了一顿丰盛的夜餐。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时，已天色大明。 延安会谈，在张学良坎坷不平的戎马生涯中掀开了新的一页，他终于找 到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共同抗日之时，也没有忘记长期与共产党合作 的杨虎城，加强了同杨虎城的联系。 1935年 12月，在陕西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急匆匆走着一位讨帐先 生模样的中年人，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的长袍，腰系蓝色布 带，肩上背着的褡裢里，一头装着算盘，一头装着帐薄。突然，两个地方民 团挡住了去路，上来就动手搜查，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搜了两遍，终于 从长袍夹缝中搜出两封信。可他们在信封上看到杨虎城、杜斌丞的名字，便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知如何是好。 这位“讨帐先生”就是红26军政委汪锋，他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西 安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汪锋。毛泽东一边打着手势， 一边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汪锋说， “只要争取了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就 可以实现西北大联合；只有实现西北大联合，才可能有全国的抗日大联合。” 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 “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一定的危险；谈 判不要决裂，要谈和。” 汪锋在西安期间，三次会见杨虎城。但因杨虎城不了解红军的困难，看 到毛泽东、彭德怀用的信纸很粗糙，认为中共大人物不应如此草率，便怀疑 是蒋介石派人持假信来侦察他的。所以，杨虎城、汪锋的会谈没有取得实质 性的结果。 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王世英来到西安。杨虎城在止园别 馆秘密会见了他。双方经过交谈，达成口头协议： （一）红军愿与十七路军 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二）双方可以互 派代表； （三）十七路军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人员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4月底，王世英再次来到西安，告诉杨虎 城，中共中央已同意他们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同时说明汪锋是毛泽东所派的。 杨虎城表示对协议原则同意。从此，十七路军与红军基本停战，但协议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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