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纪实] 《西安事变回忆录》作者：宋美龄【完结】
外国作者有视西安事变为一滑稽之喜剧者，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也。盖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半个月内，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词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电中列举非难中央之事状，皆足令人发指者，并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侧”，最后提出自命为“救国主张”之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至所列八项要求则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实际注重于剿共军事）；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实行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
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唯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作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具有相当之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视，当时一般人亦多作如是观。盖张学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份谈判时之借口而已。主张讨伐者或即因此而益坚其主张欤？
是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辞失检耶？
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卤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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