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余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然西安真相仍笼罩于消息沉寂之中，悲剧之阴影紧依彼等心头，则其慰藉之辞亦黯淡甚矣。最可感者，孔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之职，既代委员长为一国行政之首领，所处地位备感困难，然彼于谨奉职守之余仍能充分同情余所坚持之主张。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主张之未误：盖端纳自西安来电报告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该电复称张学良亟盼孔部长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后又得张学良直接对余电，邀余赴西安，并保证无危害委员长之意。
时论忽有致疑端纳来电者，余闻之骇然，盖南京一部份人士咸认叛部计划异常险恶，以为委员长即不死亦必身陷危境，对于与此歧异之消息反不愿轻予置信。彼等之言曰：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部长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至张学良致余电用意亦同，亦欲诱余入陕而加以拘禁耳。凡此种种推测皆不足以动摇余之初衷，反令余信念益坚，知避免战争之奋斗更有努力推进之必要，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之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足感人。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终未为所动，当激烈辩论、情绪亢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
是时西安电报交通虽已中断，不料余于星期二（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欲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辞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彼与其部下对余推崇备至云云；然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端纳复言，彼虽不能来京，张学良亲信之爱而传与彼同机出陕，将于明晨飞京，可当面详述经过情形；彼并嘱携一函致我，补充未荆是晚。余又以长途电话告端纳：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况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势难离职，因嘱端纳征求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且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已决心飞陕。余复告以外间传言彼有袒护张学良之倾向，询其曾否发送新闻电。端纳答称彼曾发二电，一为新闻之概述，一为答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阿朋之询问。
是日，适有人以端纳致阿朋电示余，电中略述委员长健康如恒，张学良已承认劫持领袖之错误，唯自称其动机纯为爱国。来人即持此为端纳捏造消息、袒护张学良之确证。此种推论实难理解，或者军人为情绪激发应作如此想像。余因即电端纳，嘱其此后勿再拍发任何新闻电报。
端纳昔随委员长赴边远各处，各报记者每去电探问真相，端纳并一一致答，今突守沉默，各报记者骇怪之余，当不免武断西安局势之恶化，以为端纳亦已被扣，不知彼处发生如何不幸之变局。此时实施检查之影响更使消息沉寂，而谣诼亦因以丛生。盖此时之西安，就新闻观点言已成死城矣。
星期三晨，余乘端纳未启行前复与通话一次。余嘱端纳告张学良，彼若不愿手造惨酷之国难，应立即护送委员长返京；并请以目前余所处之境遇告委员长，详述余努力阻止战争之经过。余复嘱端纳抵西安后应速乘机返京，彼答曰：“否，我愿留西安。”余最后曰：“余若不能阻止战争，则尔在西安或有生命之危险。”彼答曰：“或有其他办法，我今不能多言。”时孔部长在余旁，即接电话机继续向端纳说话，嘱其转告张学良：彼即不计令誉，当知彼之生死存亡亦将以能否确保委员长之安全为断；彼欲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当以飞机护送委员长赴太原，恢复其自由。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此后，余即运用我忍耐之全力以待爱而德所乘由洛来京飞机之到达。该机在蚌埠被迫降落，又向南飞一小时，故爱而德于午夜始来见我。据彼诉述：委员长失足倾跌，今尚负伤；事件发生实属意外；当日天明时，西安城中张学良部队已为杨虎城缴械，杨氏统制全城，即张学良部下出入城门亦必先向杨氏领取通行证；张学良部队在城中者只有卫队四百人，在城外者亦只六千人，是即驻守飞机场之防空队也，其被缴之枪械至是日下午始得发还；当日并有杨部兵士一队赴飞机场，初意欲将停留该处之中央飞机捣碎油箱，击毁机身，后经爱而德劝阻，仅倾倒其箱中储油而去；高射炮皆经封口，严禁使用；飞机场职员皆经遣往他处，只留若干哨兵看守；黄仁霖已于昨日晤委员长，唯因委员长嘱其携亲笔致夫人之函，故被扣不得来京，但委员长草毕此函时曾当众高声朗诵，故爱而德犹能忆其概略，据称：“委员长函中表示宁死不受挟持，且以身后事向夫人叮咛嘱付，足证其已抱牺牲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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